【编者按】学术与思想之争是中西学术史上诸多公案争议的焦点。近日，一篇题为“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的博客文章引发学界关注，该文强调学术方法的专业化与规范化，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近年来，学术界屡现攻讦之举，或讽只会空发议论，缺乏扎实学术功底之辈；或讥只会做文本诠释，提不出深邃思想之流。其实，两种攻讦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准确理解学术与思想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时代背景和价值立场中进行考察。思想是学术的内在生命，学术是建构思想的肌理，二者皆本于学者对时代命题的回应。本期“学海观潮”邀请谢文郁、欧阳康、张志强、钱捷、聂敏里五位学者纵论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以期考镜源流，启发新知。

对话人

谢文郁 山东大学教授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钱 捷 中山大学教授

聂敏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谢文郁：学术与思想，是学者格外需要重视的两个元素，在中西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不同学者各有偏重。是提出有创见的思想重要，还是诠释经典文本重要？如何看学术与思想之争？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首先应将其放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我认为，学术与思想在回应时代性命题中虽两头分家，但仍将长期保持良性互动的关系。

当人们强调学术与思想的不同时，其实是研究关注点的不同。学术要求文献的整理和考据。但是，这些文献是通过解释才进入学者的视野之中的。解释是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学术。另一方面，思想阐发、思路追溯也需要借助学术和文本。

谢文郁：学术与思想相当于中国思想史上的“学问”二字。“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指的是学术，包括文献整理、考据、运用。“问”指的是思想，强调问题意识、思想线索和观念创新。学与问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自从有了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说法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与问之间是有张力的。

聂敏里：学术与思想之争在中西学术史、思想史上由来已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古典学术史上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前者重视历史的考证和文字的训诂，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忠实性；后者则重视内在义理的发挥，强调微言大义和思想构造。演变到后世，又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前者重视建立在丰富文本材料基础之上的思想诠解，后者则重视基于作者自己个人体悟的思想领会。这是中国古典学术史上就学术与思想、考据与义理所发生的研究方法上的分歧。

钱捷：多年前我从法国留学归来时，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思想退场，学术登场”，呼吁中国学术界由20世纪80年代曾表现出的重主义、重思想转向重学理、重文本分析。观点重要还是诠释文本重要？就我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近30年的体会而言，深感虽然思想的创见与经典的诠释这“两端”都重要，但事实上存在着各执一端的不同见解。就比例上来说，侧重于经典诠释的学者在数量上要远多于那些在重要的哲学问题上真正有创见的学者。一般来说，当代西方学术的“市场行情”是这样的：无论是对于原始问题还是对于文本诠释中的重要问题有真正创见者固然都应受到推崇，然而无大的创见却精熟于文本及其各种诠释的人也会有其生存空间，唯独缺乏文本依据却总想着“出语惊人”的所谓“创造家”难以找到雇主。

谢文郁：当人们强调学术与思想的不同时，其实是研究关注点的不同。学术要求文献的整理和考据。但是，这些文献是通过解释才进入学者的视野之中的。解释是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学术。另一方面，思想阐发、思路追溯也需要借助学术和文本。思想是在语言中进行的。思想家在读书中形成自己的思想，思想的深度和方向都同思想者的读书活动直接相关。学术需要思想，思想需要学术，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过，两者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当一个人强调学术时，他的注意力在于文献本身；而一个人追逐思想时，他的注意力在于问题、论证和观念。

聂敏里：学术是深入到具体问题之中的、建立在严格的分析和论证基础上的思想探究。分析关涉材料与证据，而论证关涉逻辑与推理，从而将思想建立在牢固的、令人信服的思维过程之中。它追求的是思想的累积进步，而不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思想的情绪性反应，其理论前提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充分有效的对话与交流，而不是诉诸个人的孤独沉思和灵感顿悟。学术的专业化关注的似乎是一些局部的问题，而不是一些宏大的思想命题，但恰恰是一个个小问题构成了一个伟大思想命题能够得以牢固确立的基石，正所谓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张志强：就学者个人的学术风格而言，当然有偏重思想，还是重视考据的差别。“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思想发乎性情，但若无学术功力加以深化，则空有美质，并不能真正成学；功力有余，却缺乏性情美质，不能对时代问题有所感发，不能对天地境界有所谓“神游冥想”、“歌哭不知何所从”之感慨体悟，一样无法成学。因此，性情必兼功力，思想必兼学术，才是真正的学问之道。

欧阳康：思想与学术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某些研究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学术”，在于其更多地强调研究的科学性、考据性、学理性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遵循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要求与规范。而所谓“思想”，则更多作为某种价值判断和意义探寻，包含着对问题的发掘、理解和解决问题的出路探讨等，对学术起着引领的作用。一般说来，真正的学术应该有一定的思想作为引领，而真正的思想也应该有学术作为支撑。学术与思想不应该是矛盾或者冲突的，而应是内在协调与融合的关系。

研究者在研究社会的同时，自身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与社会的不同方面实际上处于不同的价值关涉之中，由此，置身于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会对其作出不同的评价，得出不同的结论。

谢文郁：一些学者认为学术应该是客观、价值中立的，不涉及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否则研究就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学者总是在某种观念支配下处理文本；同时，他们的思想也是在文本阅读和制约中形成的。就这个互动过程的结果来看，两者逐渐契合。

欧阳康：我认为，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应该辩证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首先在于其研究对象的差异，因为自然无涉价值判断。马克思说：“我们不可能从对小麦的品尝中，来判定它是由封建社会的农奴生产的，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生产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活本身就充满着价值的分化甚至冲突，因此对社会事实的认知也就难以实现价值中立。一个社会有不同的侧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即使对于持同一价值取向的不同的人来说，也会有价值大小和程度的不同。我们很难将其各种价值全面地展示出来。社会认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主客体自我相关”，指的是研究的主体和研究的客体自我相关，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自我相关”意味着，研究者在研究社会的同时，自身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与社会的不同方面实际上处于不同的价值关涉之中，由此，置身于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会对其作出不同的评价，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同样是研究封建社会，你可以看到农民和地主在其中处于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即便是学者声称置身事外来研究它，依然存在一个“你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还是站在地主的角度来看”的立场问题。同样是研究商品经济社会，亚当·斯密研究的是这个社会如何能通过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他会强调资本家的作用，对他们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但马克思、恩格斯从中看到的是无产阶级由于没有资产，而被奴役受剥削，成为雇佣工人，认为这个制度是应该被批判的和变革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会对学术与思想上的争论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聂敏里：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研究者是不具有他自己的主观视角的，无不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前见和社会前见的影响。任何一种研究都必然是从一定的思想立场出发的研究，但是它不可能单纯地囿于这种立场，而是必须自觉地、积极地、主动地去从文本中寻求对自己思想立场的证据支持，采取向文本开放的态度，一旦在文本中发现了和自己原初的思想立场相抵触的证据，它就会主动地在“平衡的反思”中反过来对其原来所持有的思想立场予以修正。

学术与思想二者取得有效的平衡关系是学术良性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思想引领着学术，使得学术成为有思想关怀的学术，它提供根源于时代的最深切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导向；另一方面，学术又为思想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使得它是对人类历史与现实的清醒的审查，而不是主观的臆测，不至于迷失在自我意识的深处。

张志强：学术是内在于思想言说当中的自律意识，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根据、合逻辑，是思想言说必须遵守的自律意识，否则思想就缺少了公共性。但思想所持之故、所成之理，除去客观合理的意味之外，思想更需要遵循的是更高的正当性，这是思想打动人、打动时代和打动历史的力量所在。思想是内在于学术当中的主体性意识，“学贵乎有宗旨”，但切不可有门户。没有了宗旨的学术，不仅带来的是知识的碎片化，更导致知识的无意义，而这种无意义恰恰是脱离了思想的学术所带来的另一种效应：它总是以知识真理性的名义去质疑或消解一切思想主体的价值关怀，这是虚无主义的来源之一。因此，我们倡导用打动历史的思想引领出有宗旨的学术，用合情合理的学术支撑起打动人的思想。

欧阳康：所谓思想引领学术，其实是引领社会，因为真正的学术应该体现面向社会与时代的思想。我认为，今天我们的学术思想最应该关注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以思想进步作为前提和引领的。要学会以复杂性的思维辩证地看待社会历史问题及其当代特点，这是今天的学术研究应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要看到社会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每一个进步都可能包含着倒退，每一个倒退中也可能包含着进步的契机，不要以偏概全，更不能走极端。这里最关键是要搞清在历史的前进中什么样的倒退是不能接受的，从而努力克服和预防；什么样的进步是再困难也应该去努力争取和创造的，从而通过思想的不断超越而引领实践的持续进步。

每个时代的学者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不一样的，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体现了学者所持的学术立场、思想关怀。当代学者在关注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关注个体健康发展这三个重要面向的时代问题时，都离不开正确的立场，既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共同的问题，也要保持国家民族的差异性、独立性；既要看到现实世界的价值碰撞，也要辨析哪些因素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研究者应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高度，将思维认识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在学术研究中将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中国文明进步和个人进步整合起来。　

记者手记

学术与思想之争在中西学术史上由来已久，持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被忽略的往往是每一次论争背后深刻的时代背景，不同时代的学者面临着不同的时代命题。

针对有清一代学术分野为埋首于训诂名物、繁琐考证的汉学，高蹈于空谈性命、讲求义理的宋学，章学诚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文本材料是客观的，但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与价值取向，得出的结论往往相左。例如，四书五经既可以支撑复辟，也可以托古改制。

学术与思想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在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问题的基础上。当今学界，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学与西学互动，诸家之说，蜂出并作，各执一端，崇其所善。面对各种思潮激荡，如何辨别真伪，分清是非，判定高下，决非易事。从根本上讲，人类观念变迁有其内在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结底要服从社会演变的规律，其本质是时代与社会变迁在人类观念中的集中反映。把握人类思想长河的历史逻辑与内在规律，必须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学术发展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

学术与思想的良性互动，就是要发现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发现我们国家和民族最迫切的需要，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将富有深度的研究与引领时代的思想相结合，铸就具有历史深度和时代高度的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