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7日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媒体的发展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作为执政党,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变革,根据执政环境和对象变化及时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是我们党在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新媒体对党的执政带来的影响
按照技术和行业定义,新媒体既包括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互动性)电视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也包括以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型媒体”。新媒体作为一种最有活力的变量,不仅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发生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结构的改变,也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发生了组织结构的变化,这对于党的执政影响是深远的。
1.对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优势展开竞争。信息生产、加工、传播格局的改变,必然带来信息内容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必将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和思想文化领导等传统执政优势构成竞争,无形中弱化了党的传统执政优势和执政资源,党组织传播的传统渠道优势必将受到竞争,组织再造和传播能力提升开始日趋紧迫。
2.对党务、政务公开提出新的要求。新媒体传播技术增强了整个社会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党务和政务资源,必然会受到新媒体的高度关注。唯有扩大党务、政务公开范围,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加大廉价、廉洁、高效的公共政治产品生产和供给,最终才能实现政治解困。
3.民意媒介化。新媒体作为一种沟通传播工具,赋予人们足够的自由表达权,与政治公共空间的体制性表达相比,公共舆论空间表达的渠道优势更为明显,更具自主性、便捷性和现实性。再加上我们当前在经济发展、制度供给、社会保障和生态治理等方面还都不同程度存在短缺,这些短缺必然会在民意舆论表达中得到反映,最终成为交割和测试党的执政水平的“电子盘”,民众诉求与执政党供给之间就像期货与现货,既充满博弈又相互影响。
4.民主诉求上升。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一方面塑造了更加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人,另一方面拓展了公共空间,改变了人们讨论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这就为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基础。首先,社会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可以借助新媒体突破传统权威的话语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次,互联网的虚拟性突破了现实空间的一切障碍,尤其是身份、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方面的限制,显示出中性(无性)倾向,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中性(或无性)的民主乐园。最后,新媒体也在改变着制度的运作方式,改变着体制、机制起作用的环境,制度运转开始变得更加公开、更加透明。
二、执政党与新媒体在善治框架下的互动
推动党与新媒体的互动,其实质就是实现党与群众的互动,是党的群众工作在新媒体时代的新表现。新媒体能够成功实现党与群众、政治与民意之间的有效连接和良性互动,能够帮助党在有效的政治框架内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从“维稳”到“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调整和扩充新时期国家改革目标,是我们党政治上有作为、有能力的表现,说明党的体制、机制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之间的相互激励与促进是有效的。36年的改革进程,市场与社会力量大幅增长,思想解放与民主要求日益上升,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更难平衡,廉洁政治与廉价政府要求也更趋紧迫,要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单靠国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以往强势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作出调整,逐渐向国家、社会、市场共同参与和多元合作转变。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使社会与市场的力量不请自来,通过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彰显各自存在和权益,民众的这种参与热情和我们党的期望值之间开始高度合拍,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体制上要为这种新媒体的发展和参与预留足够的政治空间。
2.从治理到善治,从领导到互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新媒体的产生,既激活了内在于民众内心渴望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又为这种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渠道。一旦真实的民意资源和政治公共空间渠道畅通、对接有效、对流充分,那么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良好合作就成为可能,党群关系、党企关系、党政关系等都可实现结构优化和高效配置,公共服务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党自然就会实现,党的政治目标与社会市场目标就会实现共赢,我们党也就会从领导型向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转变。
3.从民意采集到政治营销。民意从来都不缺乏,但是有效到场的民意从来都是缺乏的。判断一个体制是否有效,关键就看它在采纳应用民意方面是否有效。现代政治的进步在于平等地强调官和民的共同责任与价值,之所以有这种理念的转变,一方面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增强了,另一方面是现代民意与政治互动的渠道和技术手段丰富了,特别是通过执政党与新媒体的常态性互动,民意表达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如果新媒体可以充当民情民意自下而上的渠道,那么它同样可以成为公共权力自上而下的渠道,通过该渠道一方面有效实现党的意志和决策落地,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科层制管理的金字塔形传输带来的政治贪墨与“权力寻租”现象,提高执政效率,宣传和营销党的政治形象。
4.从“电子盘”博弈到走向法治。正如前面所说,新媒体舆论空间是一个“电子盘”,民众诉求与执政党供给就像期货与现货的博弈,民意的期望值永远是高的,现实的政治产品供给永远是低的,二者之间相互引导、相互启发,尽管在磨合方向上会日趋均衡和一致,但在磨合过程中却会充满竞争和不平衡。“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但党性和人民性在实现节奏与程度上却未必是同步的,所以就有必要把这种互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一方面防止新媒体对人民性的表达走向过度,另一方面规避党性凭借公权力对人民性实施压制。
5.从风险释放到社会崛起。实现党与新媒体良性互动,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和释放党在中国社会转轨期承受的巨大风险,获得执政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党的政治杠杆促进社会发育和成长。党要获得政治安全,就必须实行政治开放,接受社会和媒体监督。新媒体的普及使用,成功实现了社会监督与媒体监督的统一,是新监督力量的崛起。民众通过新媒体顺畅表达诉求,执政党借助新媒体监督和提升自己。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