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这既体现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等方面， 也体现在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这些变化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叫做新常态，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重。为了实现这样的调整，需要进行有效的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政策创新、社会治理创新。
一、技术创新
在企业层面，经济发展新阶段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包括需要能加重视产品质量，更加重视尊重员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更加重视品牌建设，更加重视对用户的服务。由于这些矛盾的解决的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企业自己的手里，从一定意义上讲，优秀的企业对这些矛盾有比较好的驾驭能力。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是：在本土企业核心技术仍然非常欠缺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挑战？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实则事关本土企业的生死存亡。在国内风光无限的小米手机最近在印度遇到的挑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可能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曾经计划在“十一五”末的时候 使自主品牌轿车占到国内市场的50%，但是实际情况是，今年自主品牌轿车已经降到国内市场份额的20%以下。
实际上，我国企业、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虽然我们自2006年以来一直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没有核心技术，就没有占领市场的基本条件，除非像日本、韩国历史上做的那样，高度保护国内市场。从1960年开始的大约20年中，日本轿车进口只占国内销售的1％左右。韩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也说明了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性：韩国政府规定，韩国电影院每年必须放映韩国影片100多天以上。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本土电影所占的市场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不到20％上升到现在的70％。丢了市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经济的停滞就是必然的结果。
对企业而言，开发核心技术就需要在R&D上舍得投入。还以轿车工业为例，我国企业R&D投入明显不足。2011年，丰田的R&D投入为77.54亿英镑，我国生产自主品牌轿车最多的长安4.28亿英镑。丰田有2.55万研发人员，长安只有不到7千人。即使是一汽、二汽、上汽这些企业，R&D投入同跨国公司也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二、政策创新
在政策侧面，应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系列矛盾也需要进行创新。这包括简政放权、简化审批、登记手续，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但是，仅仅这些方面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
以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为例，在关系全局的一些问题上，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领导，企业虽然是发展的主体、是自主技术创新的主体、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主体，但是单靠企业的力量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创新的。我国的轨道交通产业、高铁产业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主导的国产化、自主化工作。在电信设备领域，以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TD-SCDMA）的推进为契机，中国的电信设备产业大大上了一个台阶，因而到第四代移动通讯（TD-LTE）以中移动为首的本土企业就真正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但是，严峻的挑战在于，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层面的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创新， 除了军工、航天领域，已经很少了。事实上，即使是在取得相当成效的移动通讯领域，由于政策左右摇摆、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支持， 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这也表明，我们已经没有一个有效的支持重大创新的政府组织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了。问题的核心在于，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的同时， 必须发挥政府在事关全局的重大创新上的主导作用。如果错过了通过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比如轨道交通的国产化）发展本国的创新体系的机会，技术发展、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就会把这种“错过”长期化、制度化，再想改变， 机会就很小了。
下面的数据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的作用：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R&D 投入的主要来源，既不是企业，更不是高校，而是美国联邦政府，其所占比例一直超过50%，在整个60年代是企业R&D 投入的两倍以上。
政策创新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是如何对待大企业，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比如，1998年，R&D 投入最多的20家大大型企业就占了全球所有企业R&D 投入的20%； 300家大大型企业就占了60%。
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现在有很大的呼声，要求拆分大型国企，认为这有利于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有利于民资的进入，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既然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中国也不应该有这样多的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的前途就是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更为严峻的挑战是，这些认识往往被误读为符合改革的基本方向。比如，这符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珍视大企业的作用，将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不会高估。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优胜劣汰才是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好的结果。问题在于，在不良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好的结果不是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不是最可能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创新社会治理方法，建立法治社会，坚持透明、正义、公平，是应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挑战的必要条件。
总之，无论是技术创新、政策创新、还是社会治理创新，都需要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复杂性， 都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摆脱我们曾经熟悉的工作方式，探索不熟悉的发展策略。
作者：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