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历来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1]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赢政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所谓“民心”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历来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都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实质——的问题。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2]。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3]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4]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国家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这是与商鞅一致的路线。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5]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6]将贵族的土地夺过来交与农民，利用农民的力量进入贵族行列后，又与贵族们握手言欢，其结果是拿破仑出卖了农民的同时，农民也抽掉了对拿破仑的支持并抛弃了他。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7]。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1958年4月5日，毛泽东告诉罗马尼亚友人：“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8]1963年1月21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说：“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这是最基本的统一统一战线。”[9]
在此，对我们有学习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的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禁运”[10]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1]，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看作是扩大和加固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1946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土地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
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能巩固地团结他们。[12]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广东省委和华东东局，要求广东和福建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广东、福建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容易对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泽东即指示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11月30日，电告广东省委，要求：“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1951年1月，毛泽东告华南、中南局，对海南岛的土改作出具体指示：“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较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13]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14]
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阶级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认识倾向，指出：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5]。“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16]，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17]
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8]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怕它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至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19]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20]。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21]
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从农民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明白，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22]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23]
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24]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25]
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26]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和组织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1] 贾宜：《过秦论》
[2] 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就《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致信刘少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4]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5] 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页。
[6]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页。
[7]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会见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明确表示：“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这说明，毛泽东对法国这段历史教训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参见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可参见陈晋：《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1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10]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4、250、246～247、276页。
[14]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5] 《论语·卫灵公》
[16] “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
[17]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18]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20]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21]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24]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25]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