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发生矿难，多次见于报端，并不稀奇。可2013年至2014年，分属山西省委、政协、政府“三套班子”的金道铭、令政策、杜善学，“一窝腐败”的落马，山西政界的“矿难”才算罕见。“三套班子”集中腐败，这种塌方式腐败，不仅败坏了政治生态，损害党的形象，还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除了严惩之外，杜绝“继往开来者”才是重中之重。

塌方式腐败，“权力捆绑”的直接后果。山西“三套班子”的代表人物金道铭、令政策、杜善学，在腐败塌方之前，三人关系相当密切，用三人同穿一条裤子来形容并不过分，据媒体报道，其三人和女晋商胡昕都保留“一腿”关系。过于亲密的权力关系，本负有相互监督的职能，在权力捆绑的逻辑下，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兄弟关系。既然是兄弟，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看似电影台词，不料，在现实中却演绎得如此鲜活动人。明白之所以“动人”的奥秘，避免权力的捆绑便是对症下药，其中的内涵少不了剔除“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更少不了依法行政。

塌方式腐败，权力缺少强有力监督的必然结果。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缺少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权力的腐败，这一逻辑不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东方世界都可以拿出许多事实加以佐证。山西“三套”班子的集中塌方腐败只不过是权力监督失控历史长河中的一点微澜。涉及权力的管控，不管社会是姓“资”还是姓“社”，都是一个难题，且是一个必须面对还得必须解决好的难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笼子”是针对谁来设；“笼子”的钥匙在谁手里；权力监督的方式是否合理、可行，是自己监督自己，还是由第三方介入；“笼子”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是纸糊的。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这些问题都会在他们的心里盘旋。习总书记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包括依宪治国，依法行政，“老虎、苍蝇”一起打等等，尤其是“大老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的落马，给了民众一个坚定的答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不仅仅是古代的条款。有了权力关进“笼子”的决心和魄力，让腐败分子由不敢贪，向不能贪，不想贪逐步过渡，最终实现权力的规范化、法治化。蓝图已经规划好，而要达成这一终极目标，还需每一步的善作善成。

塌方式腐败，须警惕“弄权”意识的死灰复燃。权力的蛊惑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权力魔鬼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念想”促使权力的奴隶顶礼膜拜。“弄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常态化的家常便饭。团团伙伙，就会在权力的“感召”下，顺势归位。在膜拜权力的团团伙伙面前，吃一堑长一智的谚语，往往会变成“缺心眼”的角色。在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根基未稳之际，未被打倒的团团伙伙或受牵连的利益既得者随时都想重获权杖，再现“作威作福”“呼风唤雨”的日子。这样的“弄权”意识在中国封建制度盛行的历史长河里，已成了一种文化心理，流淌在血液里，影响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法治手段促使权力归位，权力就会在利益和文化心理、意识的双重驱动下，焕发魔力。警惕“弄权”的死灰复燃，不仅是塌方式腐败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权力法治化道路上防止权力“复辟”所应持有的一种态度。

当“权力捆绑”成为常态，塌方式腐败就会死灰复燃；当权力失控成为惯性，权为法所限，为民所用便难以落地，当“弄权”成为主宰，依宪治国，依法行政也将势必受到阻隔。唯有权力没有摆弄的机会，关进制度的“笼子”，且在执行层面开花结果，而不是在纸面上晃荡，塌方式腐败才会“胎死腹中”，“弄权”意识也才会随之夭折早亡。没有了“弄权”，权力得到摆正，没有了“弄权”，塌方式腐败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