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产物。研究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并通过语言探究各种文化现象，是语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语言人类学日臻完善。

在文化深层结构中把握语言特点

“西方学界较早开始关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人类学家博厄斯，他为研究印第安人文化、‘抢救’其文化遗产，对他们的语言进行考察，开创了语言人类学。”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邓晓华表示，语言人类学综合运用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着重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邓晓华看来，语言人类学研究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关注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上把握民族语言的特点。

“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是社会能动者言行合一、参与社会建构的持续过程，研究的是这个过程中的互动、发展和变化。”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纳日碧力戈认为，语言人类学研究在方法上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重点考察实践者的现场话语和情感，活动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语言人类学研究方向有所调整，内容倾向更为务实前沿，并重视科技手段的运用。例如，邓晓华长期以来与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合作开展“中国南方濒危语言研究”、“中国濒危语言预测模型研究”等多项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

濒危语言保护方面的作用难替代

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基础，科学史的经验表明，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

“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语言人类学在理论上具有其独特性。”邓晓华说，一方面，语言人类学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它的出现打破了语言学长期以来局限于纯语言形式的描写和分析的研究现状，将语言置于一般的文化情景中进行考察，为语言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语言人类学将语言与人类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能为人类学提供更多有意义的材料，还可加深对人类学的认识，开拓人类学研究的视野。

纳日碧力戈表示，语言人类学从人类学视角观察语言现象，发现语言使用、风格、形式和语域背后的意义，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例如，社会化过程、人（自我）的文化构建、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等，都在语言人类学研究中呈现出新的内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在社会急剧转型、文化迅速变迁的当下，许多民族语言面临日益严峻的危机。如何保护丰富的语言资源，特别是每一种语言中所蕴含的信息，是语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就现实意义而言，在推进民族语言识别、保护濒危语言等重大课题方面，语言人类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邓晓华说。

湖北民族学院教授谭志满认为，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濒危语言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同时，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广阔前景。

理论基础薄弱但开拓空间广阔

谭志满认为，近年来，我国语言人类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具体来说，语言人类学在语言接触与演化、语言政策、语言与民族文化、方言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不过，邓晓华也表示，目前在中国，语言人类学仍然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基础仍显薄弱，亦尚未形成融合不同学科、兼具系统性与独特性的理论与方法。

在邓晓华看来，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及可行性的认识亟待提升，受研究者知识结构及现有研究材料的限制，在语言人类学领域，对中国语言及方言的深入研究确显匮乏。“但是，这也恰恰表明，这一领域具有开拓创新的巨大空间。”

濒危语言及边缘语言都是人类学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则构成了人类思维方式多样性的基础。在濒危语言保护这一现实问题上，邓晓华认为，一方面，坚持立足本土文化进行语言研究，擅于运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语言问题。另一方面，语言学应当帮助其他学科，诸如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解决重大而有价值的难题。具体来说，语言区域与文化区域、语言演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语言演化与人群演化、濒危语言记录与保护等都是值得中国语言人类学重点关注和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