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毛泽东的用人艺术上升为用人之道，是因为他的用人艺术古今冠绝，至今没有能出其右者。并且他的用人之道体现在他对人才成长规律的把握上。毛泽东同志是人民的领袖，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他的旗帜下，集聚着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无数的仁人志士和文才武将，风云济会。在他的领导和带领下，各路英雄纷纷请缨，率领千军万马演绎出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威武雄壮的伟大史诗。他使任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使百年积弱积贫的中国变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强国和大国之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同志贯绝古今的用人之道。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就是一位善于用人的英明领袖。他的用人之道，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倡导“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当时他对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要以德为主。并且他把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作为确保革命事业成功的极端重要任务来抓。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说“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①

“德才兼备”思想，是中国传统的选人用人之道。上古时期，我国就有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从孔子的“举贤不避亲仇”，到“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科考”、“武试”等等都有荐贤举能的意义，整个封建社会形成了整套的德才兼备的用人理论。诸葛亮提出：“亲贤臣，远小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②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德才兼备的内容。他说“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③提出明君要用“德才兼备”的人，强调德是才的“统帅”，用人要以“德”为先。

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对“德才兼备”赋予崭新的内容，并一以贯之。他所强调“德”的主要内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才”的主要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围绕这一主旨，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他对共产党的干部在不同时期的“德才”要求，又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并把“德才兼备”标准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要求全党贯彻执行。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全面论述了党的好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④。由此，他大胆地把“德才兼备”的领导人充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去。如1943年3月，中共中央机构调整时，把任弼时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形成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大胆启用德才兼备的聂荣臻、罗荣桓、粟裕、习仲勋等成为解放军主要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后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是一个很好地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要求各行各业的干部既要懂政治，又要懂业务，他要求革命的接班人“又红又专”，也就是“德才兼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领导干部学习焦裕禄；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并大范围地启用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人物进入各级政府、企业、学校等各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序列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如陈永贵作为农民英雄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这些做法，一个时期使全国各条战线出现成千上万的英模人物和无数的无名英雄，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当家作主的主人公精神，使“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一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快速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范快速形成，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

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只有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才可能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只有大量使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才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1937年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一个狭隘的小团体”“一个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不是共产党人的做法。1938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总结批判了类似王明、张国焘打击排除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任人唯亲”的做法，给党和军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通过深刻地反思，他提出共产党的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反对帮派和小集团主义，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全军开始规范和完善党和军队各级干部的管理程序、管理权限、提升任免、教育培训、监督管理、奖励、处分等制度建设，提高了党和军队干部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内各个系统和军队内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目标一致、共同奋斗，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后进步的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人士如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傅作义等都得到合理的重用；我们党和军队内不同系别的领导人如董必武、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彭真、薄一波、彭德怀、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都得到合理的重用。

毛泽东同志不仅大力倡导任人唯贤，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尤其是对待亲属上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按说对个别亲属安排个工作也不难办。但为了避免旧中国官场上千百年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重演，毛泽东严肃地对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象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象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他的亲属凡是到北京要求给安排工作的，他一律谢绝。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他自始至终反对在党内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行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干部任用上要公道正派，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增强了党内团结，提高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实行“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毛泽东常用历史上的刘邦、曹操的典故教育全党，要“唯才是举”、“人尽其才”。他多次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求领导干部明白“善用物者无弃物，善用人者无废人”⑤。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发现了年轻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及罗荣桓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帅才。尽管林彪性格上有孤僻、倔强、冷漠等弱点，还曾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但毛泽东还是对林彪委以重任，并又选拔罗荣桓做林彪的搭裆。由于罗有原则性又有宽容大度忍让的美德，林罗配合相得益彰，使林彪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林、罗作为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员，战功卓著。后来时代发生了变化，林彪叛变出逃是惨痛的。但林彪的战功说明林是“人尽其才”了，他是毛泽东同志用人之道的一个典型范例。

善于识人之长，并能用其所长，是毛泽东用人的重要特征。如安子文在延安整风中同张鼎丞一起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始终坚持“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安子文个人又严于律已、宽于待人，以原则性强，认真负责，克已奉公闻名于根据地。因此，在党的七大后，毛泽东提名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八大后，又提名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1945年到1966年，安子文在中央组织部做领导工作长达21年之久，不负毛泽东信任，为党的组织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年代，他力排众议，大胆启用粟裕参与淮海战役的指挥，使粟裕才能得到尽情的发挥。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的进程。

20世纪50至60年代，面临国际形势的巨大压力，我国国防建设亟待大力发展。聂荣臻元帅既是军事家，又有高度的党和国家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又重视军事科学技术。毛泽东启用聂帅为国防科工委主任。在党中央大力支持下，聂荣臻顶住党内军队内和社会上的巨大压力和阻力，排除艰难险阻，排除国际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阻挠，艰苦奋斗，群策群力攻关，重点发展我国现代化尖端武器，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的“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其他现代化武器也相继产生。这一伟大成果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根基。这是毛泽东“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的光辉典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就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充分照顾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代中国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治国理念的创新，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后，进一步深化了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的进一步升华。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之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蕴含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基本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三型政党”，这是对新形势下党建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提出的新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整合了古今中外社会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的进一步升华，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颖而又与时俱进的内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既相互区别，又各有侧重，可谓高度提炼概括，凝聚全党智慧，将为化解国内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持，有利于提高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新建设、新发展。在我国远古时期的法律萌芽阶段，在成文法颁布之前，从功能的角度而言，“礼”和“刑”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统治者通过这两种制度手段达到社会有序之目的。直到清末法律与道德才真正从“礼”和“刑”的交错中分离出来才有了独立的“身份”成为现代意义的法律与道德。①究竟是依靠法制还是人治来治理国家，是衡量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以德治国”概念的提出，既反映出人们对于当下社会公德缺失的担忧，又彰显出社会对于今后树立良好道德的企盼。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层次的排列，又为我们勾勒出“四位一体，全面施教”的具体路径。可以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容，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外部世界，让更多的人认识、理解，达成共识，“三个倡导”就很容易让人们理解和接受。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气质，都有其自己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要以包容性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球性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了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先进文化成果，能够在思考和处理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等问题上的智慧为其他民族和国家所借鉴。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到认同，也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涵的“和谐发展”、“社会准则”和“行为导向”的理念，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同全球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这既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反映且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灵魂和精神旗帜，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对人民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思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系统论述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其著作中有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论述，这些论述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同层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最全面、最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灵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我们日常所说的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文化，并没有蕴含文化的全部内容，通常是指静态的文化表象。也就说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包括外在的具体表现和内在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作为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精神，即把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编织在一起，形成鲜活的文化表象。可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文化精神的外化，这种文化精神是指导和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吸收、凝聚、整合，构成了民族的精神，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进一步讲，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理解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下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把全国人民团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永恒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永恒主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把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一论断引起了强烈反响，究其原因，在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确实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大八报告就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只有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才能把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民族团结和凝聚起来，才能在全社会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功能。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转型，现代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与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的冲击和碰撞，使得人们很难确立一个普遍有效、统一的价值规范。但是多元价值本身为了有序生存，会要求确立一种共同的、为大多数成员所普遍接受并自觉遵守的、主导的、核心的价值观，“以消除人们由于价值评价标准不一致所造成的共同体内部分歧和内耗，消除他们的内心焦虑与行为冲突，从而使整个社会共同体处于一种和谐的秩序中。”③这种形成共同价值观的过程就是“认同”，认同分为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更进一步说是个人自觉与社会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内化和外化，外化是引领，内化是认同和自觉，要求人们的主体参与和真心体验，尤其是在价值冲突时，个人自觉和社会自觉就格外能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激励功能。价值标准一旦确立，将深入到人们的观念之中，就会形成为一种评价习惯，而且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假如一定时期人的需要保持不变，那么相应的价值标准也不会改变，但是，当人的需要发生变化之后，人的价值标准并不是随即改变的。由此，不难理解，彼此被视为正当的、合理的需要，此时可能就是不正当的、不合理的需要。当需要按照其本性发展的时候，并不一定得到顺利的满足，往往受到之前价值标准的制约。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往往比较关注价值观念的变革问题，正是由于价值标准与需要发展的不一致性，使得需要的发展受到制约，需要的满足受到抑制。因此，只有及时调整价值标准使其符合正当的、合理的需要，把需要的动力变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所能接受的激励因素，价值观念才能成为推动人活动和行为的动力和源泉。全国人民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从根本上调动人民内在积极性，只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才能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功能。全球化进程对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全球化的推进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类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使个体的差异性凸显。全球化使人们在更大的范围接触到了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全球性的人类交往使人们产生了“时空压缩”感，这种感觉是一种空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感，也是一种难以把握、转瞬即逝的感觉，人为此而感到焦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果，它的形成将更好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在世界格局多极、社会文化多元、局部问题突出的时代背景下起到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凝聚人心，只有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功能。全球化时代，共时性的多元文化并存与历时性的文化变革交织在一起，价值观念的整合呈现出多维性，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价值观念的整合都不可能以某一方面作为固定的基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整合好传统与现代的方法，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主张都试图以传统或西方文化为基点来实现两者之间的整合。因为，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还是全球化过程，都表明文化是在相互交流中变化发展的。如果一定要确立一个基点，那么这个基点只能是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价值观念只能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实现整合。吉登斯指出：“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分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④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整合也应在文化多元素的互动关系中予以把握，新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规范，都应该在这个互动的基础上进行确立。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在文化互过程中把握我们自身的文化战略方向。

（作者分别为青岛理工大学通信学院讲师，青岛理工大学通信学院教授；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JDSZ1011）

【注释】

①李玮：“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考证”，《兰台世界》，2013年第30期，第82~8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③周中之，石书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37页。

④［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