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转型升级是个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是一个趋势，目前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于往哪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能否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三个路径依赖”：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要突破，从政府市场的合作模式转向市场政府的合作模式，发挥市场的自我组织功能；二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过去长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现在应该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转为以社会转型推动经济转型。

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以“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建言‘十三五’”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等机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话题集中于一点：经济转型升级，到底往哪儿转？如何转？

经济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当前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增大倒逼经济转型，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也催促经济转型，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来说，2020年将是个坎：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如果谋划好、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就能奠定未来10～20年公平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而经济转型升级要解决的要害是，往哪儿转、如何转。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制定“十三五”规划要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和历史的跨度，不仅仅考虑“十三五”，还要考虑到2030年。转型升级是个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是一个趋势。目前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于往哪转：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二是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三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四是由守旧型向创新型转变；五是由增长型向惠民型转变；六是由干预型向市场型转变。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表示，“十三五”国际形势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地缘政治冲突，要用全球的视野来思考国家的转型升级；要把转型升级看做是一个过程，永远在转型、永远在升级，不能停顿；由于各地省情不同，转型升级要差别化，让各地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

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面临三大转型：即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从三大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转型升级要突破“三个路径依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三个路径依赖”：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要突破，从政府市场的合作模式转向市场政府的合作模式，发挥市场的自我组织功能；二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过去长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现在应该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转为以社会转型推动经济转型。

到2020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迟福林认为，能否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十三五”重点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职能的严格分离，建立统一、有效的市场监管体制；全面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市场化；推动政府职能法定化，建设法治政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解放思想，变革政府发展理念。

在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压力下，刘尚希认为，要防止走回头路。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政府更容易强化组织功能，抑制社会的自主功能，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显。他认为，当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就很困难。

“十三五”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城镇化。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认为，我国现在2/3的人口是农民，人均年实际收入水平仅为1000美元左右，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离服务业主导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就要实现2/3或3/4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务型消费成为消费的主体。

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城镇化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由于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

刘尚希则强调了城镇化的“另一条路径”：就近城镇化。刘尚希认为，城镇化离不开产业，产业不一定是工业，农业也可以作为城镇化的一个基础，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农业。所以在城镇化的发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镇化应该成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可以降低成本，而异地城镇化的成本相当高，在现行体制下，就近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应该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