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解读之一：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背后的深意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固然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迫切需要，同时，也正是30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成就累积的内在能量，为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实力和底气。
首选，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实现进步繁荣、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相融通，站在人类命运和道义责任的制高点，自觉担当负责任大国的国际道义和责任义务，提出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经验与成果，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带一路”新丝路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全新之路，也是对接连通“世界梦”的有效途径。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作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进入21世纪，亚洲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如何巩固和平发展，进一步凝聚亚洲国家的共识和力量，增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和谐亚洲是亚洲国家的共同课题。“一带一路”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是筑牢“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坚韧纽带。
“一带一路”是一条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东面发端于中国，向西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西两端牵着亚太、欧洲两大经济圈。它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在共同建设的未来，“一带一路”无疑将释放更大的活力，很多项目涉及的国家和实体可能更多，开放性也更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心愿，正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落地生根。中国人民有梦想，世界各国人民有梦想，这将给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和美好前景，一幅横贯东西、共谋发展的宏大蓝图正在铺展开来。
其次，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济发展蓄积的相对优势，集合成巨大的“中国正能量”，足以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提供必要的产品、技术、设备、资金和金融保障。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赶超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雄踞世界第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从2002年的第6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位，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五年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从26万亿元增加到约52万亿元，按现价计算翻了约一番。
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跃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可以输出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提供技术和设备。从1895年到2009年，美国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长达114年之久。到2010年，中国首超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视数据，当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为10万亿美元，中国产出占比19.8%，首次高于美国的19.4%。这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跨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令人赞叹的“中国奇迹”，标志着人类经济发展步入新纪元。据中国社科院相关资料，现在全球500种工业品中，中国有221种产品产量位居第一，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据德勤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0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0年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在被评的2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达到20.8%。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人民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资料，目前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中国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据2014年底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及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4)No.4》显示，2013年中国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30.6%，低技能与低技术含量产业为17.8%，而中等技能与技术含量的产业为12.3%，高技能与高技术含量产业为17.1%。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仍占很大比重，而高技能与高技术含量产品正在显著增长。近年来，中国工业结构由门类单一到齐全、由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迈进，中国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创新正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要素。201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1847亿元，比1995年增长33倍，年均增长21.6%；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8%，比1995年提高1.51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如今已成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总额达到41600多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201倍，在世界货物贸易的排名从比重不足1%上升到12%左右。据中国经济网，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过去10年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
在西方国家饱经金融危机冲击、深陷资本和财政困难的同时，中国成功地从资金缺乏、吸引外资的资本输入国转换为外汇储备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不仅自身具备应对金融风险的足够实力，还开始输出资本，投资开发，帮助有困难的国家。总量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中国超过日本坐拥世界规模最大外汇储备国地位，“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07年，中国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0月24日，中国倡议并拿出约500亿美元，与21国在北京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整个亚洲的港口、铁路和输电线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为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又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预计到2020年，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光在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上就需至少8000亿美元，而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2015年中国将超过目前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出资者。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2013年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亚洲的境外人民币资金池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欧洲市场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量快速增长，非洲和美洲国家也开始积极地增强人民币离岸业务。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人民币投资产品日趋丰富，海外离岸市场建设飞速发展，人民币成为英国外汇储备货币之一；从地理位置来看，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已经发展日趋成熟的基础上，2014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在英国、欧洲、韩国、新加坡等全球金融中心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据201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等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2013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达到1.69%，与2013年初的0.92%相比提高了84%。同期美元国际化指数为52.96%，保持基本稳定；欧元为30.53%，英镑4.3%，有温和的上升；日元4.27%，国际化程度下降。随着国际市场上人民币直接投资额和人民币的信贷额大幅增长，201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1.74%，第二季度为1.96%，年底有可能会超过3%。乐观估计，三五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国际使用水平有望成为继美元和欧元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货币。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必将迎来一个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以东部沿海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升级转向，累积的先发经济优势和能量需要外溢转移，多年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亟需在深度和广度上持续推进，为提升并扩大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和空间，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奠定了历史基础和现实机遇。
纵观古今，我国的对外交流和开放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漫长演变历程，如果从开放主体的主动性和被动性来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汉唐——主动开放时期，明清——主动锁国时期，清末民国——被动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动锁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主动开放时期。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后，我国对外开放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重启国门。1980年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突破口；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福州、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起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并在开放城市开辟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大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步伐，形成沿海开放地带。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并以之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还开放了一些沿边城镇和内地省会城市。1992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城市，不久又批准了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遍布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内陆边境沿边城市也逐步开放。至此，我国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局面，形成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由于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地区发展差异与整体经济规模同步增长。由于东西部自然环境存在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比较优越，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土地荒漠化，生态问题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加上历史和政策因素，导致东西部经济的差异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东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高于西部，东西部居民收入的差距也比较明显。从本质上说，东部以制造业和出口外向型外主，同时有发达的金融产业，经济高度发达，西部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经济欠发达。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许多年间持续加剧。为了缩小这种差异，上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资源投入倾斜、鼓励东部产业转移、西部地区税收优惠等政策，以及西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优势，推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这一政策成效到近年开始显现出来，从2008年开始，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有所缩小。但就竞争力而言，中部、西部和东北等区域与沿海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竞争力差异并不大，在不同指标上表现也各有所长。
“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的提出，中国和中亚乃至向西更多国家的经贸合作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构成对西部发展的重大利好。“一带一路”必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随着自贸园区、京津冀一体化、长江沿岸经济带等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布局的重大举措的相继推出，以上海合作组织为龙头，以“一带一路”为两翼，联动各大沿海、沿边、沿线经济带，东中西连动、南北方呼应的全面大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第四、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建设“一带一路”新丝路的战略支点和经济“桥头堡”，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区域内经济一体化，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经由国内自贸园区和国际自由贸易区建设，加速落地“一带一路”规划，可谓是又一实质性推进工程。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为我国加快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思路，除了加强自贸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建设成为既定策略。
以港口和自贸园区为枢纽，打通东北亚、东南亚，通过印度洋、南太平洋，连贯欧亚大陆，是实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桥头堡。12月12日，国务院决定，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从上海一地，随即扩及到东部4个地区。预计第二批自贸园区很快就会推出。
以自贸区战略为切入口，构建利益共同体，从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过渡到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中国提升开放水平的重大策略。习近平在12月5日的讲话中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要将零星的、个别的自贸协定谈判，与整体自贸区战略结合起来，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传统的外需放缓后，“一带一路”沿着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将给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找到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新加坡、中国与韩国等国家的自贸协定。中国还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将中国自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努力与争夺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的主动权结合起来。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仿佛是一支如椽大笔，在世界政经版图上挥洒出来的一大手笔，描绘了中国与世界未来一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新蓝图。
（鲍志成，浙江省著名青年文化学者，长期从事传统文化艺术、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关系等研究，近年涉及茶文化、网络微文化等领域，已发表论文90多篇，出版专著20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