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法律的修改（以下简称“修法”）应成为立法工作的重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充分发挥修法对法律体系的“自净”功能。

处理好修法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每一次改革与修法，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并在法治的道路上摸索，是改革思路的设计者、领路人。改革开放以来，立法的工作重心是随着党的政策的转变而转变的。“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党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社会实践的经验，集中人民的意志，领导人民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我国的法律实质上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明五大体系，每一体系都涉及诸多领域的改革与具体的修法工作，要对这些领域进行重大变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政策源自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设计，同时又是变法事业的重要支撑。从根本上讲，我国的修法工作是要增进民众的福祉，体现人民的利益，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正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可以说，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而党的领导又必须依靠法治语境下的全面修法，全面修法与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同频共振关系。在全面修法的新阶段，党要善于运用宪法思维，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全面修法，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处理好修法与法治体系建设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的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最首要的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行政，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从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来看，修宪的目的在于总结改革的成果。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政策对改革的引导作用，往往是先在政策上推进，然后以法律的形式形成规范性文件；政策先于法律出台，法律创制与法律修改依照政策与改革的经验进行。

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认识到修法要在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下进行。不仅修法的动机、过程要彰显法治的思维，改革的推进也需要运用法治方式；法治体系建设要同时容纳修法与改革的方式，体现修法与改革的目标。具体来说，搭建起顶层的法治建设体系，需要以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为设计思路，把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推动变法事业的规范体系。通过重要的修法活动发挥其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树立法治的权威。

完备的法治建设体系拒绝事无巨细的立法。法治体系有一种“自净”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通过修法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以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避免造成巨大社会风险的改革。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维护法治体系的完整性，也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保证。

处理好修法与改革决策的关系

孟德斯鸠曾说，“想要推动国内的巨大变革时，就应以法律改革法律之所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及时依宪修宪、依法立法、依法改法、依法废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在此基础上设计完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全面修法”的时代，法制的变革将带来法律的大规模修改，而法律的修改又必须依据基于全面深化的改革事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改革必须要依法而行、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也必须要通过制法、修法加以巩固。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下的“依法改法”，将是法律修改的总体方向。所谓依法改法，即现行法律的修改、缺位法律的制定、陈旧过时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和废止，均应以宪法与法律凝聚改革共识，引导并规范改革、确认并巩固改革成果。这实际上蕴含着法制与改革、社会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改革要经过法定程序予以确立，法律要紧跟改革步调。即使是充满正义、不证自明的改革事业，也必须在同样是充满正义的法律指引下，为了促进改革而修改法律，也同样以更加正义的法律作为依据。实践证明，改革事业必须依法而行。一方面，改革的设计与行动必须注重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必须寻求正当程序的价值，不可违背宪法与法律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改革的推动者也要依法行事，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处理好改革与修法的关系，是未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