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明了今后一段时间，党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目标与任务。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将“全面深化改革”连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合并归纳为“四个全面”，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一个革除原有制度束缚生产力发展阻挠民生改善影响社会进步的各种弊端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新的更能适应情况变化的制度的过程。除旧和创新是制度改革一枚硬币的两面。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这句话流传了几百年，自然有其合理性。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熟读《周礼》，往往具有天然的保守复古倾向，许多中国古代文人并不把国民财富的增加甚至国家军力的增强作为太平盛世的必要条件，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把主政者富国强兵的努力腹诽为聚敛，而把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作为道德境界。今人不能将这种理念简单地理解为复古保守甚至“羊性”。随园主人的主张实在是对中国古代政治鞭辟入里的认识。经验表明，兴利的改革举措，着眼于财富的增加，而财富增加将给官员贪贿带来更大的可能性，最终增加的财富又将被这些人中饱，古代的兴利改革很难真正惠及民众，原因就在于此。袁子才“利弊观”的要点不是在财富的创造环节，而是在分配环节，这是由中国古代王朝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的。

而在今天，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要认识到袁枚主张的合理性，却不可拘泥。我们的改革既要着眼于财富的合理分配，更要致力于实现制度对财富增长的推动。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正如火如荼，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加快发展步伐，以稳健而相对快速的脚步追赶发达国家并实现超越。我们的改革是要更好地促进发展，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颠倒过来，觉得我们已经发展过头了，坐下来看着我们人均不到一万美元的GDP沾沾自喜，甚至嫌弃我们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财富。

我们所说的“兴利”，是要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之利，我们所说的除弊，也包括革除束缚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的制度弊端，不可将除弊机械地理解为消除社会财富不均等分配环节的弊端，从而把兴利和除弊对立起来。

“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还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要让绝大多数人都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在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这一目标靠怎样公平的制度设计都是无法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总量达标,“全面小康”就能够自动实现。但无论如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的制度改革不能以减慢甚至损害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需的经济基础累计为代价。

制度的改革要点和难点就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求并保持平衡，寻求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之间的平衡，寻求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寻求政府权力与社会自助之间的平衡，寻求个人意愿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平衡。我们的制度改革要服务于我们的发展，不能用停止工业化、停止现代化、停止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发展不充分，而绝不是发展过度，我们社会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是落后造成的，是现代化不足造成的。就拿人们苦不堪言的雾霾来说，没有人喜欢雾霾，但我们治理雾霾到底是应该遵循淘汰落后产能、引入先进环保科技、推行绿色生活理念呢？还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反对所有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总有一些人若明若暗地对中国的工业化进行表示反对，是基于中产阶级向往田园生活的矫情也好，是因为怀着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的末日论恐惧也罢，其相通之处是否定工业化，否定现代化，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是有问题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就是其中绕不开的难题；必须承认，我们的分配模式也是有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民众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要发展，不要经济增长，闲庭信步，驻足不前，酸文假醋地去搞什么“等待灵魂”。

我们要保证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当然也不能让我们的一部分同胞，甚至大部分同胞掉队，毫无疑问地，我们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实际上，我们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恰恰只有在我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实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得到实现。多年以前，中央取消了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善莫大焉，但就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对于那当时已经小有所成的中国经济来说，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意义已经不重要了。这就是更多才能更好的证据之一。表面上看起来，取消农业税是除了一弊，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在农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领域兴了许多利，这一弊是无法消除的。

兴利以除弊，除弊为兴利。这是不是说袁枚的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呢？并不尽然，原因在于一个袁枚不曾听说的现代经济学概念的存在，那就是“制度非中性”。

绝大多数情况下，制度都不会同时有利于社会的全体成员，往往总是有其倾斜对象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对经济进程和社会发展调控，也就是因为制度可以对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刺激，而对另外一些方面做出抑制。制度的非中性本身没有问题，但我们在既要兴利，也要除弊的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时刻警惕制度非中性对改革的影响。不能因为非中性制度的普遍存在而放松对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制度甚至创造制度为自己谋福利的风向的警惕。

的确，制度不会同时有利于所有人，但决不能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度都只有利于同一部分人。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再快的发展速度都无法让这个社会陷入利益集团固化并最终导致寡头经济寡头政治局面的出现，从而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当中，经济发展成就随即付之东流。必须看到，现在对我们制度改革的一些声音若明若暗地就是在为渐渐成型的利益集团服务。

一些看起来很美的主张并不是以更好地实现发展为着眼点，而是以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固化为目标。至少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的反对，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并享受了此前现代化工业化的成果，但不愿意承担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继续推进所要追加的成本。对这些人来说，改革最好到此为止，或者以更激进的政治改革实现经济权力的转移，根本目的也仍然是确保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固定化。对于已经固化的某些利益阶层来说，主张改革已经过头了，和主张改革只是在原地打转转其实是同一种心理期待，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用制度确保自己的特殊利益。

《易》里说“节以制度”，也就是用“节”来控制“度”。《周礼》中又说“以度教节”，通过制度来使人节制。关于制度的问题，首先要被节制的便是利益相通的人组成共谋集团，试图对制度进行控制使其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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