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东京，在为期两天的访日行程中，默克尔首先就给日本当局和保守势力上了一堂历史课。她回顾了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反省德国战争罪责的演说，指出德国在战后之所以能够为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战后的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以此来委婉地奉劝日本政府和保守政治家正视历史，反省战争责任。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面对前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两会上就历史问题的答记者问，安倍首相和菅义伟官房长官也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同样在战争过程中给周边国家和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德国和日本在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问题上态度却截然相反。

德国自战败之后，接受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对战争责任的审判和追究，肯定纽伦堡审判的历史贡献。自60年代以后，德国朝野上下对于反省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一直不遗余力，勃兰特、魏茨泽克、施罗德、默多克等德国政要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战争时期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切反省。德国国内出现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言行一旦出现就会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这种姿态和意识，也赢得了周边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信任与尊重。相比德国，日本在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近年来随着右翼保守势力的思想言论兴起，甚至出现了逃避和否定战争责任的潮流。究其原因，和日本的文化传统、战后知识界的论争、政治大国化和社会思潮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在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日本的集团主义心理和家社会传统让战争责任问题失去了真正的承受主体。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社会学家南博、中根千枝等学者，基于大量事实基础对日本人的国民性及文化心理进行了剖析，总结出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观念较为淡薄。“耻感文化”、“集团主义”、“家族伦理”的这种意识，容易使得日本人将原本归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究到集体、大家长或者带领集团做出决断的个人或是组织上。具体到战争责任方面，经历过战争的民众认为带领整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是军部和军国主义分子，民众是在集团主义和战前天皇制的怂恿、威逼之下而参与其中的。而战后成长的一代人则认为战争是父辈们盲从于时局而导致的，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此外，关于战争的伤痛记忆回望，日本过于强调自身是被害者，而淡化加害者意识。因此，尽管在战败纪念日，日本民间团体或个人也在各地举行形形色色的活动，但真正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己的，十分罕见。

其次，战败初期，日本知识界曾讨论过战争反省和战争责任问题，但最终却形成了无责任的战争认知体系。战败后不久，时任首相的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是我国建国的第一步”，于是，战后知识界就“战争责任主体”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影响巨大。尽管山田耕作提出了“一亿总战犯”的观点，认为日本全体国民都摆脱不了战争的罪责。然而，山根银二则认为，战争是国家发动的，真正责任应该在日本帝国，战争中的国民也是受害者，不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类似于山根的观点在战后初期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人认为战争是集体行为，整个集体应具有战争责任，而具体到个人，则不具有战争责任。可见，在战败初期，日本国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亿总无责”的认知体系，这成为回避、推卸战争责任的思想渊源。

第三，在历史认识和民族主义情绪方面，部分日本人认为战争责任与日本近代的发展路线密切相关，态度鲜明地承认战争责任意味着否定明治以来日本“富国强兵”的崛起史。由于战后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始终不彻底，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许多人士，将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发动的对外战争联系起来，认为日本对外战争是为了适应弱肉强食时局而作出的选择，并把自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所进行的军事行动看成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帮助东亚各国赶走“白种人”的“义举”，在他们看来，承认战争责任意味着对日本近代化道路的背叛。漫画家小林善纪在《战争论》中，把承认战争罪责看做是战后日本无法再抬起头来的“卖国行径”。评论家樱井良子在庆应义塾大学发表演讲时，称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乃是中国、韩国牵制日本的一张王牌。这种否定侵略的思潮，阻碍了日本社会正视历史、承认战争责任。

第四，日本保守政客为实现政治大国构想，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始终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姿态。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军占领下进行了一系列清除军国主义的民主化改革，并接受了东京审判。50、60年代国内左翼运动的发展，关于战争责任和侵略罪责，确实做过一系列的讨论与反省。但是美国自朝鲜战争之后，由削弱日本转向扶持日本，日本实现了包括再军备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政治体制重建。包括岸信介在内的许多担任军国主义政府的官员再次走向政坛，并逐渐影响日本的政治与社会。随着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政治大国路线被提上日程，岸信介、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等政要为了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力图卸下战争责任的“包袱”，为日本的军事化、修宪道路清除障碍。因此，战争责任问题，就始终与当前日本的政治大国路线紧密结合。随着安倍政权在修改和平宪法的道路上愈加挣脱缰绳，但又需要得到美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支持和政治信任，因此，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就变得飘忽摇摆。时而有官员和媒体人士言辞激进地否定侵略罪责，时而又有包括安倍首相在内的自民党成员发表愿意反省历史的言论，这种摇摆不定、前后矛盾的态度，却很难取信于世界。

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社会思潮日趋保守化，右倾化的政治家和媒体利用岛屿、海域争端不断渲染周边邻国所带来的威胁，以此来煽动国民，鲜明地承认战争责任反而在日本舆论界得不到太多支持。在战败六十年之际，《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中，有45%的民众没有感到日本对亚洲国家人民带来过灾难，因而不负有罪责也可以。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交织影响，使得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并不像德国那样态度鲜明和诚恳，普通民众淡漠的意识以及右倾化政客颠覆性的言行，让日本在需要鲜明地承认战争罪责时，总是采取回避、模糊化甚至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不仅不利于构建日本的正面形象，而且难以取得周边国家和爱好和平人士的信任。美利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库兹尼克认为，而今的安倍政府在掩盖历史、误导年轻人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而模糊战争责任，也会让未来日本的和平发展之路蒙上一层阴影，随着修改和平宪法被日渐提上日程，这种错误的认识势必会让日本置于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