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清理一百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现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理解和阐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而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深刻的历史观照和现实透视，却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改革开放之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文本、文献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但真正介入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这种研究看作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和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反而把它看作只是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更有甚者，当这一方面的研究刚刚取得一定的进展、出现一些成果时，还引发了不少负面的议论。

相较而言，国外一些学者经年累月为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出版和研究所作的相当细致的工作和极其严谨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为了保持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

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其实，上述看法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而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但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剖析和解读，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制的概括和提炼，对其思想做出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都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和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一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2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其一，流行的研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三部分手稿拼凑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九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的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过度诠释”。其二，这部著述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一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描述出他们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各社会阶层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经济学命题。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马克思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尽净了。如果说，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那么，它的表述就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可能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池？这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来说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现成的著述中加以概括固然最为方便，但也最不可靠。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去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事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距；加之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可以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自己的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笔者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