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创作与生活、文艺作品与人民、文艺评价的标准、文艺队伍的建设等都是关乎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给予高度重视。

时代和人民是文艺工作者讴歌的主题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离不开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如天。文艺创作应该自觉反映我们的时代和人民，自觉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甜酸苦辣。自觉在人民群众沸腾的生活中寻找自己作品的主题，创作自己作品的故事，树立自己作品的典型。不因局部的表象遮挡自己的目光，不以个人的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真正做到为人民而放歌，为百姓而抒写，用光明驱散黑暗，让人们看到美好和希望。巴金的《家》、《春》、《秋》，郭沫若的《蔡文姬》、《凤凰涅槃》，老舍的《四世同堂》、《茶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哪一部不是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激荡人心的名篇佳作。著名学者、作家梁衡先生提倡在创作导向上要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些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作品。他说，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字技巧，但时势所限，环境责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乏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凤毛麟角。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者大都要湮没到历史的尘埃里。这些话语如雷贯耳、发人深省。

文艺创作要反映时代和人民，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创作都搞一些即兴的、浮浅的应景之作，这恰恰是文艺创作的大忌。优秀作品总是在生活和艺术积累的基础上，长期积淀、渐悟渐成的过程。上世纪60年代，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组织老中青三代画家十多人，历时3个月，行程两万三千里，足迹遍及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深入生活大写生，不仅诞生了诸如《西陵峡》、《枣园春色》、《黄河清》等一批新山水画的代表作，而且造就了钱松岩、宋文治、亚明、魏紫熙等公认的“新金陵画派”的中坚力量。因此围绕重大主题的一些创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限时限刻、拔苗助长，而应该作出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规划和安排。

生活是孕育优秀作品的源头活水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基层是创作的丰厚土壤。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火热的生活，长期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才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来。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作者深入生活的结晶。魏巍在烽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切身感受战士们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创作出感人至深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房树民在抢救阶级兄弟的分分秒秒中亲身体验那四面八方的同心伟力，《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影响至今；穆青在贫瘠的兰考大地上亲自体会着百姓对人民公仆的真挚情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历久而弥新；徐迟对陈景润深入、执着地交流采访，《哥德巴赫猜想》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声；张严平在险象环生的马蹄邮路上只身随着主人公翻山越岭、历险穿行，《索玛花儿为什么那样红》让人荡气回肠。唯有如此身入、心入、情入的深入生活，文字才会像血脉一样贲张，情感才会像火炭一般热烈，才思才会像泉水那样奔涌。生活是浇灌优秀作品的清泉。深入生活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功。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活的基础有多深，作品的成就才能有多高。

社会效益是文艺评价的首要标准

优秀作品的产生离不开正确的文艺批评。古人云：“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化的本质从根本上讲是时代精神与物质的总和。因此，我们评判一个作品是否优劣，首先应注重它的社会效果。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优秀作品的社会效益都是不能简单地用金钱多少来衡量的。试想，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售价也不过二三十元左右一本，可是据统计，从1952年到1995年40多年间，它却重印了57次之多，发行了250多万册，培育和塑造了整整几代人的理想信念与精神灵魂。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柯察金形象，至今仍深深印在中国人民的心间。这几代人的精神情操和理想情怀，是创造和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早已胜过那屈指可数的出版书籍的有限成本。无数事实证明，宏观的社会效益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就是精神变物质的道理，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仅仅单纯从狭隘的经济效益的角度去衡量一个文艺作品的优劣。文艺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既有普通商品的一般物质属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艺作品的特殊精神属性。我们在从事文化工作、进行文艺评价时，千万不能忘却这一点。

把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讲完全不要经济效益，而是要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有机统一好，不能简单地迎合市场。因为有时优秀的作品并不意味立即就会拥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会有好的市场和收益；也不等于一些平庸的作品就肯定没有读者与观众，就没有市场和收益。恰恰相反，有时越是优秀的作品，因其潜质中越具有超前的东西，因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程度往往越慢，越需要有个过程。马克思用40年的时间写成的《资本论》，是在他死后十多年后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指南。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其艺术事业起步于《青铜时代》，成熟于《地狱之门》、《加莱义民》等作品，他的《老娼妇》、《思想者》惟妙惟肖，但真正标志着他问鼎西方雕塑艺术巅峰的作品则非《巴尔扎克像》莫属。而这件专为巴尔扎克所创作的个人塑像，罗丹花费了7年时间去创作、19年时间去等待、直到他辞世22年后才得到官方和人们的认可，最终被安放于巴黎市中心哈斯帕耶大街和蒙巴那斯大街的交汇处，成为传世名作。鲁迅当年作品的发行量很少，而同时期的一些人的作品发行量都比他多，但是一百年不到的时间，今天鲁迅作品的发行量已远远超过那些人作品的几万倍。司马迁用了近20年时光才撰写成光耀千秋的《史记》，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耗费了整整3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但凡一些优秀的作品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掂出它重如千钧的分量。这些作品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把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说不要坚持文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恰恰相反，只有大力推进艺术和学术民主，鼓励创新、大胆探索，推动不同风格、流派、体裁、题材的交流、互鉴，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更加丰富多彩，才会有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面世。

思想文化底蕴是文艺队伍建设之本

文艺要繁荣，文艺队伍建设是根本。文章从来都是为思想而写。作品总是作者人格、思想、情感的直接或间接反映，作者的思想文化素养是作品的真正灵魂。文艺队伍的建设，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文化素养始终是第一位的。艺术是思想的翅膀。艺术如海，艺术修养的深浅对作品的成功关系很大。艺术是触类旁通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书法是平面的舞蹈，诗文可以入画，书画本是同源。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对立统一的典范。好的艺术作品都会从姐妹艺术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善于“写作品”，而且更要注重“做学问”。冰心先生在上中学时就阅读《西厢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三百首》，左图右史，采英撷华，待到立马文场之际，笔下已有雄兵百万。范长江先生的成名之作《中国的西北角》，引用了许多历史典籍、古典诗词，让人看到的不仅是西北风光，还有历史、情感和神采。人们常说，“手中一管墨，胸中墨一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应该明白这一浅显而深刻的道理。

文艺工作既有一般工作的普遍规律，又有文艺工作的特殊规律，文艺创作是个体的劳动，独立性强，个性特色鲜明，创作周期较长，需要更多的关心、扶持和服务，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记得当年在与陆文夫先生共事时，他讲过一句至今让笔者难以忘怀的话，“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排除繁杂事务的干扰，潜心创作。否则，要么是见作品不见人，要么是见人不见作品”，真是言简意赅。当前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们更应该注意及时转变角色和观念，对作家、艺术家多一些真诚的服务、多一些善意的引导、多一些知心朋友式的交流，把更多的荣誉、名利和机会留给那些真正在基层、在一线，埋头苦干、潜心创作的文艺工作者，这不仅关乎到文艺的繁荣，而且关乎到文艺界的团结。

江苏自古以来，人文荟萃、风土清嘉。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已经为我们的文化工作和文艺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自觉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奋发努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和文艺创作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