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共生，更重要的是文明意义上的共生。

随着中国在经济复兴道路上阔步向前，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6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世界最大的能 源消费国、石油进口国，三五年内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经济分量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举足轻重，相应需要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与时俱进，如何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及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防止落入新兴大国与守成之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指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 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由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日新月异、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背景下，为长远计，中国的世界秩序观的建构宜“破”、“立”结合，不能只有“破”的态度选择，却没有“立”的创造意 识。此外，需要认清的是，只有反思基于欧美经验教训构想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视角，重视中国自身经验教训，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多从“中国视角”，多做“以中国为主”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立”，形成中国新型的世界秩序观，“传播中国信心”，“造福世界人民”。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费孝通文明互动规则被视为多样文明共生的保障性原则，也是共生体系的一般规则，具有极强的开创性。但是，就费老的思想整体性来说，他还率先提出中国人要有文明自觉、文明自信，以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文明自觉自信、十六字文明互动规则、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都是建构中国世界秩序观的理论参照。

如果缺乏文明视角，不充分考虑“为万世度”的千秋大计，就有可能产生对传统的误读和对当下的偏见。因此，共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共生，更重要的是文明意义上的共生。用经济吸纳政治，还是用文明、文化统摄经济，不讲清这一点，共生与依附和全球化的本质区别就无法体现。没有统摄、凝聚、粘合的文化制 度，亦即文明性的因素、文明性力量，共生作为文明世界秩序观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很可能被视为名为共生实为殖民，那也就走上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乃至霸权主义的邪路。因此，仅仅基于力量和利益来建构共生秩序，很可能是不平衡的。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有句历久弥新的名言：“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秦王朝统一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天下大乱，更在于开创了一整套包括郡县制、中央集权制、政令、文字、度量衡、生产与交通基础设施的标准化、社会风俗的文明化、社会规则的法治化在内的文明框架，这套以“天下为公”为旨向的文明框架给了中国文明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因此，秦王朝虽然没能一世二世以至千万世，其“政法”却通行百代，传之无穷。而西方世界在15世纪到19世纪之间渐次成形的民族国家，实质上不过是在重走中国道路。

构建适当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需要有充分的理论、制度与道路自信，把人类历史上从未断绝的“中国文明”带回来，理解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及其普适 性。基辛格曾经这样论述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中国人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觉，坚信可以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延续中国文明；中国之所以成其为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文明高度成熟；中国文明之所以成其为中国文明，还在于它自成一体，不仅内部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自成体系，天下一统、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以夷攻 夷、远交近攻等对外战略也自成一体；中国文明具有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连续性。

在中国即将实现全面复兴的新时代，亟需从思想、理论、制度与道路上秉持文明自觉、文明自信，多从连续、会通而非断裂、分割的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就此而言，重建共生秩序的关键在于融通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传统，包括墨家、法家、儒家、道家的传统世界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世界观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期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最为首要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将周边外交作为重心，倡导社会主义的“正确义利观”，把 中国的发展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推崇“亲、诚、信、惠、容”等理念，“亲”、“诚”、“信”、“容”指向义，“惠”指向利，义利并用，又以义为重。

这种义利观是价值观与实力的结合，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幸福等理念，更接近墨家的“尚利贵义”，“义利天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根 据老子的原则，就是“以天下观天下”。根据儒家原则，就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最重要的是天下大治，所以得天下民心者得天下。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正确的义利观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道义观。社会主义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幸福，同样是一种共生，也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共生，这 样的共生显然需要更为精细地界定其适用范围。进而，谁创建共生体系，谁主导共生体系，共生体系又是谁与谁的共生，也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念念不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原因所在。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向国际、面向未来的中国世界秩序观建构中，如何汲取传统义利观之 辩的经验教训，如何继承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道义遗产，如何开拓属于“中国的”未来世界秩序，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还远远不是完成时，而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