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概念的提出

“常态”在汉语字典中是一个常用词，按照汉语词典有两个解释，一是指相对固定的姿态或形态，二是指通常或本来的状态。这个在2015年3月“两会”上被频繁提及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源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目前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也有人说，习总书记是在2013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一论断的。有一点无疑可以确定：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的中国经济，表明了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在国际上被用于描述经济状态的特质，首提已无法追溯。但据有关专家统计，早在2002年“新常态”这个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每个月出现50多次，到2011年每个月出现达700多次。2002年，美国刚受过“911”恐怖袭击，经济从高点下滑，他们对自己的“新常态”有两个解释：一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二是恐怖主义日益常态化。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出现了经济的严重衰退，也导致全球经济江河日下，债务危机在主要发达国家频发，于是在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Erian再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他提出的所谓“新常态”主要是总结这次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体不会出现类似以往普通的从经济周期底部快速反弹的现象，而是使全球经济陷入增长低迷、失业高企的一些特质。

无论其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对目前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应有以下几点理解：首先，“新”是与“旧”相对而言，要知“新”先需知“旧”。其次，所谓“常态”，一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至少是5到10年，甚至更长）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或主要状态；二是指心态上要平和理性、积极有为，是一种从容自信地把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心理状态。它是与“旧常态”的焦躁不安、缺乏定力相区别的，但也不能由此而产生碌碌无为、消极“随缘”的心理，依然要有外松内紧、励精图治、攻难克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第三，“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30年后在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不能将一切负面的东西以及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都纳入“新常态”范围，“新常态”的共性指标都有其逻辑的区间，超越这个区间就不是“新常态”，而是非常态了。第四，“新常态”其内在要求有创新、更新的意味，“新常态”的提出源于国内经济，但不能仅仅只限于国内经济领域，更应该挖掘出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世界性的“新常态”，并作出相应的战略应对。

新旧之别——经济“新常态”产生的逻辑使然

简单地说，所谓经济“旧常态”是指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的时间段里，经济发展以高速GDP为导向（此阶段GDP年平均增长高达9.8%），增长方式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价格的畸形扭曲为依托，以出口和投资拉动、货币放水为手段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从经济规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这个时期的发展模式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为一个被“文革”和“阶级斗争”折腾了几十年的大国积贫积弱到了极致，改革开放的国策将社会生产力空前释放出来，束缚已久的人性被激活，创造力和积极性空前迸发；再加上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开放国门，搭上了融入国际经济大潮的快车，使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与30年前相比简直就是翻天覆地，这种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即便是敌对势力也不得不承认。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代价以及阶段性和两面性，物极必反，中国的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这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孕育着许多消极的因素及负面的影响。时至今日，在内外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再一味地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这些负面因素就会占据主导，必将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走向其反面，中国经济和社会甚至会有崩盘的危险。从国内来讲，以下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难以持续。

第一，前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巨额消耗自然资源和压低劳动力成本为代价换来的，难以持续。据统计，我国目前大约有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2/3的草原沙化，大量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2/3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挤占农田耕地面积，更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1/5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给出的2012年的统计数据：国际上人均工资每月1480美元，而我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不到全球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位列72个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57位，也就是倒数第16位。一个芭比娃娃在中国生产后在美国超市卖大约是9.99美元，而中国只能得到0.35美元的加工费。靠消耗大量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越发使我国陷入价廉质低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这种超过要素承载力的高速增长方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增长本身的应有之义。

第二，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简单僵化，从而进一步扭曲要素价格，扭曲产业结构，加大经济运行风险。多年来，为确保GDP的高速增长，我国一直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高GDP几乎每年都加大政府投资，增发货币，以至于各地抢项目、争发债盛行。虽然一方面“铁公机”的投入有利于中国经济环境的长远改善，但不顾现时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一味发债筹资、圈地炒房，致使房地产价格严重泡沫化。货币的超发也催高了资本泡沫，2003年初我国M2的发行量只有18.9万亿，可到了2013年M2的发行量就已经到达了近120万亿，这种调控方式越调房价越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债务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而实体经济的利润则越来越少，扭曲的产业结构更加重了对出口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而且，政府投资效率还非常低下，据有关资料统计，从2008～2013年有近一半政府投资是无效的，发改委有关专家曾说：大量“鬼城”、“空城”、废弃的高速公路和束之高阁的炼钢厂正是政府刺激和过度施工建设的恶果，也是2009年以来我国浪费了近6.8万亿美元投资的体现。这些低效、无效的投资使得产能过剩越发严重，中小企业融资日益艰难，经济和债务风险不断增加。

第三，追逐着物质积累的同时忽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进而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危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政府只要GDP，民众中“金钱拜物教”盛行，以至于道德滑坡、贪腐横行、诚信缺失，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面临信仰危机。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违背了自然界生存规律，也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得发展越发不平衡。从国内看，主要表现在基尼系数扩大，2013年达到0.473，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并复杂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从国际上看，这种发展模式将长期陷中国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越发依赖国际进口，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这种靠低成本扩张贸易与经济增长红利吸引海外投资而形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模式将进一步造成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进而限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过剩产能的消化，严重时将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就不能再按以前的老路继续走下去，这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首先，“新常态”是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三期叠加”状态，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以前的高速发展模式已经后继乏力，必须换成中档，并以此为代价换得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结构调整阵痛期，即在优化结构的调整中会清理掉过剩产能，导致很多工厂破产、失业增加，甚至会出现部分民众生活和收入水平下降，社会局部动荡的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即前30多年、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实行了一揽子经济大幅刺激计划导致的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等负面后果要逐步消化，既不能短期刺破泡沫引发大规模的动荡，更不能继续吹大泡沫，将矛盾后延，击鼓传花，不愿担当，所剩只有逐步消化了。但是，对“三期叠加”的调整应该有个合理的区间，即“上限”为防止通货膨胀，“下限”为稳增长、保就业。一般认为，2015年上限为通胀不得超过3%，下限为经济增长在7%左右，从中长期看，到2020年上限为通胀不得超过4.8%，下限为经济增长不得低于6%。一旦超过即可视为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才可以加大刺激力度予以缓解。

其次，在现实局势下，“新常态”凸显了以下九大特征：第一，消费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第二，投资从以前大规模高强度的传统产业的政府主导型直接投资向创新投融资体制，激发各方投资热情方向转化；第三，在出口成本优势逐步减小的情况下，通过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加大高科技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的力度，将产品生命周期向亚非国家拓展；第四，传统产业过剩日趋严重，要加大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在科技创新、解决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大力发展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产业组织；第五，在劳动力优势逐步消失的背景下，更要注重发挥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尤其是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最大限度的激活生产力；第六，市场竞争由数量扩张、价格竞争向质量、差异化方向发展；第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逼近上限后，只有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转变；第八，经济下滑时，各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性化，因此在控制总体风险的情况下，要抓紧去杠杆，并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第九，目前使用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在不断递减，必须灵活细化运用各种针对性的微调措施，创新调控方法，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更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尤其在调控中要冷静耐心，更有定力，不能像2008年那样“美国感冒，我们就立马吃药”。

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加速我国“新常态”的形成

美国经济在2000年达到巅峰，“911”后开始逐步下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至今未了；日本经济陷入近20多年的低迷未见起色，安倍大规模宽松刺激政策几乎失效。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最复杂、最不确定的低增长、高失业的新阶段。IMF在最新报告中预测，2015和2016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3.5%和3.7%，比2014年10月的上一次预测均下调了0.3个百分点。这些都将直接对我国的出口增长形成制约。

政治上，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崛起采取围堵干扰遏制的策略，以至于中国周边麻烦不断，领土争议此起彼伏。从东北亚沿东海、南海到印度、西藏直至新疆边境，无处没有美国联手各国遏制中国的影子。再加上朝核问题日趋复杂，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以及中东伊斯兰国的兴起，沉积已久的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伊核问题等，使得中国在能源战略上更显不确定性，我们已经失去了前30年相对友好、安宁的国际环境。这对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下滑，拓展国际市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判断，世界无大战，中国周边无战事，随即不断裁军，一心搞建设；而今我们不得不为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做准备，至少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建设有了不确定的影响。

在经济上，美国也开始封堵中国，绕着中国周边搞出一个TPP和一个TTIP，试图越过中国重新制定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的自由贸易规则；继续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对中国境外投资施行各种贸易壁垒，对人民币不断施压；同时希望继续保持一个“旧常态”的国际分工，建立所谓G2合作，即中国继续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出口美国供美国人消费，中国再将其赚取的外汇回流美国国债市场发展美国经济；美国在结束了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后，几乎完成了结构转型，经济又显回暖迹象，正准备加息，一旦加息，将会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不确定影响，正如瑞银集团在发布的《全球新局势》白皮书中警告说：“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对新兴市场具有破坏性。我们需要谨慎的宏观审慎措施，来确保货币周期内的平稳转变。”另一方面，在新型经济体中中国和印度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而巴西和俄罗斯又陷入了高通胀的困境之中被迫不断加息，货币政策的不一致，导致外汇市场波动、国际资本异动，给原本脆弱的全球经济带来诸多新风险。

由此可见，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将加快我国进入“新常态”的步伐。

欧美经济开始向实体化回归，将进一步对我国“旧常态”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就业产生巨大冲击，也是对当前我国进入“新常态”的巨大考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多年“去工业化”后已经进入了以高劳动力成本、高福利社会、重消费、轻生产的后工业化时代，当初其“去工业化”时代就有些类似于我国目前的“新常态”，也经历过从高速增长向低速调整转变中产生大量失业的过程，他们的解决方法开始是用战争的形式强行开辟国际市场，消化过剩生产力，以后又演变成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子，通过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布局，按照生产周期理论向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依次外包转移过剩生产力，将自己产业结构转移至国际分工的顶层——服务业占主导，尤其是高科技和全球金融服务业。据统计，1980年到2009年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至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从21.6%降到9.1%；而欧洲从1996到2007年失去了近280万个就业岗位。当新型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利用后发优势，缩小产业技术差距后，其经济实体“空心化”现象必将导致失业增加。丹麦首相施密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即便是“宇宙总统”，第一任务仍然是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2009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提升“再工业化”进程。这些措施必将导致其缩小国内进口市场，逐步撤资或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资、转产。这将迫使中国加快进入“新常态”的步伐——降增速、优结构、找动力。在这方面，中国不但要与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处于同步竞争水平，还要在强化传统产业既有优势的同时，努力抢占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高效的经济领域。

高福利、人口老龄化和民意导向型政治体制将使发达国家长期处于财政紧缩之中，其债务困境将显现至少5到10年的常态化。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得失，西方政治体制在尊重民意的同时，也容易被民意所挟持，正如毛泽东所言：政府既不能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迎合民意治国，最终只会被少数利益集团和民意所挟持，只能越来越糟糕。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是全球向往的样板，在财力充裕、民欲合适的情况下非常诱人。随着民欲的不断提高，政客们为了自身选票不惜超越国家财力、大量举债满足只增不减的民欲，使得主权债务被迅速放大，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据IMF的统计，仅到2010年底，美、日、英、加拿大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109%。目前，欧洲国家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优厚的失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不劳而获，使得失业更加严重，在不少国家，失业两年后还可以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80%，失业救济成了社会福利开支中的最大项目。高福利带来的高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国家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削弱了竞争力，贸易逆差积聚。为弥补贸易赤字，被迫走向市场融资，财政主权被市场所控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已普遍进入人口老龄化，2010年日本、欧洲和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7%、16.5%和13.1%，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已占这些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30%。所有这些都将使发达国家长期处于债台高筑之中，进而导致国家信用每况愈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紧缩将处于常态化。虽然在财政负担的重压下，欧洲国家开始“去福利化”，但为其政治体制所累，遭遇民意的强烈反弹，致使欧洲社会矛盾激化，“去福利化”进程阻力重重。这种局势决定了我国将在很长时间对西方国家出口难有起色，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纠纷将不断增大，也将迫使中国加快进入“新常态”的步伐。必须立足于自身，在降速的阵痛中优化结构，改革创新，加快出口导向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结构转型，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受人掣肘的风险，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从互利双赢中消化我们过剩的产能。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内外战略构想

“新常态”的提出主要是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征而言的，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后发经济体，在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也都经历过由后发优势引发的高速增长期到后发优势逐步消减进而使得经济增速明显回落、调整结构的时期。笔者认为，认识“新常态”要拓展其外延，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就是针对经济领域，一是指GDP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档；二是通过优化结构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广义上讲，在这个特殊背景下，我们在国内外很多领域都将伴随着经济“新常态”而进入各自领域的“新常态”，如中央反“四风”常态化；反腐要法治常态化；干部引咎辞职常态化；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常态化；推动学雷锋常态化；建设文明城市需要常态化；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常态化；反垄断执法常态化；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已常态化；我国海监船实现在钓鱼岛巡航常态化，等等。研究“新常态”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要研究这个“新常态”时期我国政治经济面临的战略问题，二是要针对这些问题如何进行战术应对。

面对“新常态”首先要调整心态，冷静应对，坚守战略定力，外“缓”内“急”。“新常态”时期所出现的问题，都是我国30多年高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解决问题的心态首先要冷静，戒躁戒急，不能像2008年美国刚发生次贷危机，我们就急着到处求医问药，最后慌乱中“问”出了个4万亿投资，当时全国各地都跑到北京要项目，有些地方领导甚至说：“只要拿下项目，什么条件都答应！”没有能力提供配套资金的地方政府也拍胸脯打包票，结果项目和资金落实后，有近一半成了低效或无效投资（尤其是投在房地产行业），虽然短期打了兴奋剂，将GDP拉得很高，但给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今天面对“新常态”，尤其在GDP下滑的情况下，首先要有一份坚守的定力——面对结构调整出现的阵痛能扛得住。其次，决策者除了要有一份对国家、民族未来健康发展的担当外，更要有高超的智慧。在面对“新常态”中不利因素不急不躁的同时，还要有时间的紧迫感，冷静应对绝不是消极等待，而要积极作为。

所谓外“缓”内“急”，首先是对外要“缓”。国际局势对中国已经不像20多年前那样宽松和友好，局部战争也不是遥不可及，但我们应采取一切措施缓和与有潜在冲突国家的关系，坚持在主权和领土等核心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原则下，尽可能通过合作共赢、亲诚惠容的策略化解矛盾。尤其是在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上，要坚持合作为主、竞争为辅，不要明确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少些无谓的口舌之争。应更多地捆绑与美国的经济利益，使得彼此成为实质上的利益共同体。但在军事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有限合作的原则，这是捍卫我国主权和利益的根本所在。我们在继续“韬光养晦”的同时，更要“积极作为”（经济上尤应如此），时间在中国一方，只要不卷入战事，我们就能抓住（或许是国际上最后的）战略机遇期，20年后“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孟德斯鸠曾说：小国亡于外敌，大国亡于自身。尤其是从现在开始的10年和平建设期将关乎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和最终崛起。2014年一年中国对外战略可圈可点，从金砖银行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从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到推进贸易便利化，中国正以“和”“缓”的“新常态”不断增强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粘合力”，只要我们能坚守既定的目标，改变以前“单向依赖”，向“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的方向发展，我们就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和平的局面就能维系。其次是对内要“急”。正是因为周边不安，才要求我们处理国内事务要“急”，改革等不得、慢不得，但不是急躁，而是外松内紧，对每项改革都列出时间表，一年多来新一届领导人从容治国、紧迫理政的风格让人民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

“新常态”时期，无论内外，坚守战略定力是第一要务——要有围棋思维，即立足全局、着眼中长期（5～15年），不要斤斤计较于一时一地之得失，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之上策，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强者。

面对“新常态”，要坚守底线、激活市场、灵活调控、积极创新。中国晚清著名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先生在比较、考察中外政治体制之后得出结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事物都是发展的，世界没有一个制度是静止不变、完美无缺的，都有利有弊，重要的是不同时期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体制和道路就行，改革也无所谓早晚快慢，重要的也是恰逢其时，抓住机遇当改即改方可见效。为此，面对“新常态”，笔者建议如下：

其一，坚守单一制政体的底线，高举“一体两翼”大旗，积极创新体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从容跨过“新常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政治学上讲，当今世界上政治体制有三种，即单一制、联邦制和邦联制。每个体制都有其优缺点，不能抽象地比较谁比谁更好，如单一制效率高、风险也大；而联邦制效率低、风险却小。我国现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在中长期内必须加强集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方意志和力量实现民族振兴，因此我们的底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同时要高举“一体两翼”的大旗，才能开创新局面。所谓“一体两翼”，即将建立一体——“公平、正义”的社会作为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以两翼——改革和法治作为其实现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调和（孙中山先生曾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社会调和），激活市场力量，充分开发民智，积极创新，不动摇党的领导，不破坏社会稳定的一切手段、理论、经验都可以为我所用。

“新常态”下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阵痛以及凸显的矛盾最终都和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有关，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就是从法治层面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开出的有效药方。上个世纪90年末以前政府提到改革时，人们首先想到是制度改变会给我们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那时人心思变，人心思改；而现今既得利益集团基本成型后，一提改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改革是不是对我有利，有利于我就积极响应、快速推进，无利于我就采取明支持、暗抵制、实拖延的方法。所以，今天的改革之所以异常艰难就在于谁都将改革挂在嘴边，但提出改革者未必知道究竟如何改，甚至未必真心想改，而所有被改革者（包括各级改革推行者）首先想到的是改革动没动我的奶酪，个人如何在改革中趋利避害？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明确共同的目标和旗帜——公平和正义。而一旦有了“公平和正义”的制度目标，改革就有了方向，开放就有了吸引力，而“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一旦建立，中华民族自然就能复兴，何愁国不强民不富？“中国梦”不能实现？有了“公平和正义”的目标，就可以找到最大利益公约数，就可以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为我所用，无需拘泥于某一种或几种理论的束缚，在国际国内社会上就能最大限度地熨平意识形态上的口舌之争。为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打开巨大的国际空间，进而为我们从容度过“新常态”时期赢得时间。而另一个手段——法治也可以成为有主的“保镖”，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就能顺理成章，为建立“公平、正义”社会而实施的法治必将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就自然被赋予了永久的合法性。

其二，从经济上讲，要守住“新常态”的底线，激活市场、灵活调控、积极创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三驾马车”中出口面对国际低迷的市场，传统产业走出去将非常困难；投资拉动可以继续做，但主要靠政府不现实（一是前期的政府投资过大，大量的地方债务需要消化；二是政府投资天生就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三是政府要将大量的财力用于改善民生，也难抽出更多的资金搞建设来拉高GDP）；消费在受到居民收入增幅限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制约下，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因此，“新常态”下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首先，要守住“新常态”的两个底线，一是GDP的增幅区间，“新常态”下，我们不再唯GDP论，也将其与政绩、职务升迁脱钩，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指标能替代GDP说清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它不但是目前公认的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与财富，尤其是它和就业之间的关联度非常紧密。“新常态”的GDP底线区间就是6%～7%的增幅，低于它说明我们的经济出了大问题，紧随其后的就可能会出现大量失业，直接冲击国家的稳定。二是通胀的底线，通胀率最大不能超过4.8%，超过了就可能引发货币大幅贬值的预期，进而发展成弃币储物，甚至抢购，同样也会危及社会稳定，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两次社会动荡，都几乎与大幅通胀有关。守住着两个指标，就守住了“新常态”的底线。同时，在“新常态”期间出台关乎民生的改革措施也要有底线意识，即要在保障社会稳定和大多数人民既得利益不受冲击的情况下渐次展开，不能急于求成，如未来房地产税措施的出台就要慎之又慎。

其次，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忍住结构调整的阵痛，运用多种定向宏观调控手段，逐步消化前期政府过度投资的泡沫和债务风险。据统计，世界上125个国家有36个经历过高增长，其中有34个高增长之后都明显减速了，但减速的形式不一样。有些国家是台阶式减速，有些国家是波浪式减速，从理论上讲我国波浪式减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台阶式减速。因此，我们在宏观调控中更要积极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微调，避免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如财政政策调控，只要不超过底线区间就尽量不作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而应该有针对性地通过结构性减税和改善投融资方式、体制，进行点对点定向精确调控，还要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积极利用民间资本参与经济建设。目前我国民间积累了很多财富，但投资渠道有限，若能通过改革创新将诸如PPP真正激发出来，这些沉淀资金就会大量进场，届时被大量拉动的投资将是质高效优的，就不愁经济会下滑。而货币政策调控，更不能如以前动辄就大量增发货币，而要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设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正逆回购、再贷款以及窗口指导等措施进行微调，一边渐次“去杠杆”，一边将GDP增幅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由于财政政策调控着力于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总量控制，因此“新常态”期间财政政策的微调空间、手段将更大。

再次，积极寻找结构调整的动力之源。加快“两个方式”的转变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但至今依然是举步维艰。科技创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它是一个国家教育、科技长期发展的深度积淀，一般短期内很难达到明显的成果。因此，我们在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是找到其动力之源。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要向改革和创新要动力。目前由于全球资本密集型产业几乎都处于过剩状态，因此，我们很难从劳动密集型经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的依次过渡，剩下的就只有靠我们自己在科学教育等体制上释放改革红利，将我们传统的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和创新红利上转变了。笔者认为有五个途径：一是简政放权，从外部创造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当前政府推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一个极好的源动力，只要从公司注册、税费优惠、工商管理、项目审批、融资贷款、咨询培训等环节给予尽可能宽松的政策，就会自发促进创业者积极创业，寻找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式和途径，中国人从来不乏智慧，不乏勤劳，缺的是尽可能减少束缚的宽松的创业环境；二是鼓励改革、奖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表彰致富，从结果导向上助力创业者；三是建立国家科技创业风投基金，鼓励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积极践行的创业者将想法变成现实、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将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激活市场、鼓励创新；四是对于涉及高精尖的科技要发挥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两弹一星”精神，集中各行各业的精英进行攻关，争取短期内取得突破，并以混合所有制、股权、股份、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方式享受成果的收益；五是从长远角度出发，必须全面、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打破思想和教育方式上的束缚，从小就培养和鼓励人们的创新意识，让一切有创新意识的人都有创新的机会。创新从思想到践行绝非一朝一夕可致，它需要历久弥新地坚持和传承，即便若干年后我们平稳地度过了“新常态”时期，未来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实力的竞争，终究还是离不开人才和创新。李总理说：“大道至简！”切准要害。我们必须坚守“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手段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向创新要潜力；极大程度地简政放权、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旧体制的束缚，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激活人心、激活人性、激活市场。

面对“新常态”，信心源自于忧患、担当和智慧，更要有底线思维。刚刚出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63.3万亿人民币，成为全球除美国之外第二个经济规模超10万亿美元门槛的国家。同时，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高居第一。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美国则为15.3%。虽然2014年我国GDP增幅7.4%，比预计的少0.1%，但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8%，这说明我们对“新常态”的把握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国目前人均年收入达到68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的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向中位回落是合理的；增速放缓是经济结构改革需要承受的代价，完全符合预期，而且我们的经济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3%，达到51.2%，由于消费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引擎，出现“中国制造”让位于“中国需求”和“中国市场”的趋势。2014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产业结构的扭曲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万元GDP能耗下降4.8%，经济结构获得稳步调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实际增长8%，首次跑赢了GDP。就业吸纳能力在制度激活和市场导向的作用下有了显著的提高，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提前4个月完成年初目标，守住了底线；而且，现在GDP的增量对就业的拉动远远高于几年前，从2005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80万人就业，提高到如今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140万至160万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都说明我们对“新常态”的把握有可控性。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前已是天上人间，国力也空前强大，但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堆积如山，决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如果天天都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了盛世享太平”，只会不断消磨人们的意志，而为政为民者更应时刻不忘国歌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汉书》有云，“安不忘危，盛必虑衰”；贞观盛世的宰相魏征曾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欧阳修更是直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习总书记2013年10月7日在APEC会议演讲时也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我们在充满信心的时候，也要有充足的准备，忧患意识只有配合底线思维才有意义。对于“新常态”，我们要有上中下三种结果和对策：

第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通过各种灵活的微调，尤其是激发了民间活力，保住了底线、优化了结构、释放了创新和改革的红利，经济和社会向健康方向成功转型，到2020年顺利达到十八大既定目标，建成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体制框架。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第二，由于内外经济发生突变或调控政策失误，定力不足，导致各种经济和社会指标下行的压力突破底线，被迫重新回到2008年强刺激的老路。这在短期内可能抑制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将会导致债务杠杆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扭曲度继续加深，长此以往，终有一天将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和台阶式坠落。所以，若迫不得已出现此种状况，必须在强刺激稳住经济下行后立即重回“新常态”，坚守既定方针，继续改革转型。

第三，内外环境发生重大突发状况，如出现外部战争突然爆发或地缘冲突导致能源、市场供给中断等状况时，“新常态”底线无法坚守，那就要根据突发状况的具体形式和程度大小，重新调整目前“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进入非常态予以应对，中央要提前做好各种状况的沙盘推演，预留对策，免得事到临头择路难。笔者估计，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要有充分底线思维。

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和大国更愿意多听批评和建议。当今中国不仅国力强大已是事实，危机四伏也是事实，面对“新常态”的挑战，我们更应多一份担当、多一份坚守、多一份自信、多一份忧患。如此，中国必将因为自信而真诚、因为自信而宽容。因为我们的优势、辉煌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而我们的缺失最怕无人敢言。史鉴昭昭，言犹在昨！

2015年是“新常态”元年，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驾驭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实际上，“新常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国心态——波澜不惊、处之泰然、积极有为的“平常”心态。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