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贴上全球新型公共产品标签的亚投行,要完成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离不开良好的机制设计,更需要有关参与主体的合作性博弈与国际责任感的切实担当。
当由57个成员国组成的亚投行首发阵容日前正式亮相国际经济舞台时,世人想到的是,这家由中国发起成立且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美国机制化霸权范式特征的多边合作金融开发平台,接下来会以怎样的治理架构来运作,会否最终成为21世纪上半叶的指标性公共产品,进而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引领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的变迁。
几乎可以肯定,亚投行将持续扩容,最终会将位列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的美日纳入,亦会将G7、G20成员国一网打尽,更不会忽视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已经表明,亚投行的大门对区内和域外国家敞开,且后加入国家不会没有发言权。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既体现了中国作为亚投行主要发起国应有的金融气质与国际责任感,也向世界宣示:中国作为21世纪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设计者与资源提供者,在依然存在巨大不确定的国际政经舞台上,如今正表现得越发沉稳与自信。
不过,真实世界一般不兑现静态的假定。尽管亚投行的筹备工作取得了超预期的成功,但是谁都知道,筹备阶段可以讲故事绘图景,而真正到了定规则、定章程、定治理架构阶段,有关参与主体肯定会为了各自国家利益展开空前博弈。如若中国不能在这一阶段展现出成熟的驾驭局面与多边协调能力,则亚投行的凝聚力与集体行动力将大打折扣。众所周知,域外国家之所以对亚投行趋之若鹜,显然不想自我边缘化于中国创设的这个全球新开发性金融体系之外。无论是作为全球第二金融强国的英国,还是实体经济竞争力高居全球最顶尖行列的德国,以及实力虽已降为二流但一流强国心态依然浓重的法国,如今均未“沦落到”需要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俯首帖耳的地步。笔者曾说过,英国之所以在人民币离岸中心搭建和亚投行筹建等问题上表现得格外殷勤,其战略考量之一,就是力图最大限度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欧洲红利。而德法作为欧元区的轴心国家,当然不希望英国独享这方面的红利。至于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韩国等亚太经济体,差不多是在俯身看看口袋里揣着的诸多中国红利的同时,瞻望加入亚投行的“钱景”,再掂量一下美国反对的可能后果,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向中国递交了入会申请书。换句话说,“羊群行为”背后是十足的无利不起早。毕竟,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问题时,即便是政客,一般也不会集体感情用事。
因此,各国争相挤进亚投行,利益是最重要的考量。而加入亚投行俱乐部之后,到底能够争取到多大的话语权,则是谈判代表们从现在起到年底之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进展顺利,围绕亚投行章程的谈判有望在今年6月底前结束并签署章程。各国关心的股权、理事会和董事会席位分布以及首任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将在年底前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亚投行挂牌成立才算水到渠成。
笔者判断,既然中国提议亚洲国家执掌75%的亚行股权,那么在后续的谈判中这一基准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中国在初始阶段出资50%既是保证亚投行能够如期投入运营的基本前提,也是作为主要发起国应有的责任担当。照此逻辑,中国在亚投行中的主导国地位毋庸置疑,首任亚投行行长由中国人担任应当没有太多悬念。除非中国寻求在亚投行的永久独家否决权,而愿意放弃行长职位,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创立亚投行的初衷。毕竟,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特权早已为成员国所诟病。中国显然不能简单复制美国的霸道做法。中国一定会让印度等区内大国发挥重要作用,也会适当照顾俄罗斯、巴西和韩国等国的权益。而对于英法德等欧洲经典资本主义大国来说,他们当然会十分在意在亚投行股权分布与董事会席位安排中的话语权。因此,无论是伦敦还是法兰克福,都会在亚投行的地区运营中心设置中享有不少机会。中国也不会无视英国这个全球第二金融强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视角来看,中德之间的经济金融合作至关重要。
至于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既有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可能的分工,笔者认为,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完全可能且必须的,且中国有能力将亚投行的资本金提升到超过世行与亚行的水平,届时亚投行的行为边界将随之扩充。只是对于亚投行而言,能否真正按照透明高效的原则来执行相关开发项目,亟需在镜鉴世行等有关国际经济组织既往运作经验教训的同时,及时总结新情况,处理新问题。而这又有赖于建立一支既懂得国际商业规则又熟悉对象国国情的战略性运营人才队伍。换句话说,亚投行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机制化设计,更取决于立体化的能力建设。
亚投行,不完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