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互联网+”一词横空出世，成为国内时下最热词汇之一。从“互联网+金融”，到“互联网+医院”，再到“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模式渗入到了人们生活、工作、发展中的方方面面。

经济社会发展迈向“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如何跟上甚至引领这一浪潮？日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献策广东治理创新。他说，“互联网+”的时代需要政府在推进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坚持公开、服务、规范化、制度化的理念创新，向价值引领、架构规范和平台服务型政府转型，推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此外，他还建议将公共财政的公开化作为广东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

1、转型有赖政府治理创新

南方日报：在“互联网+”这一背景下，探索治理创新具有哪些新的时代意义？

迟福林：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新的特定背景下积极主动地探索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有几个判断：第一，2020年是我国具有历史性的转型关口，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社会转型的临界点、公共治理的关键点。到2020年，如果能顺利推进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型与改革，那么，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国就会形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第二，处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要实现的三大任务都颇巨挑战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大考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历史性突破，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是一个历史性担当。第三，政府治理创新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决定性的基础。我认为，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政府治理转型创新，社会治理转型直接依赖于政府治理的转型创新，国家公共治理的核心是有效的政府治理。

近年来，广东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创新政府治理方面逐步积累了很多重要的实践经验。

南方日报：全社会都在热议“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对政府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迟福林：首先要实现理念创新。互联网思维，重要的前提是公开性理念。因为，互联网时代，广大社会成员能够低成本、无差别获得各类信息资源，包括政府的相关信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信息不再是一种特权，它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是架起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平台。就是说，互联网使传统封闭型、控制型的政府治理受到挑战，通过控制信息的层级型政府治理已难以为继。不仅要全面公开信息，而且要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才能产生良好的公共治理效果。

另外，还要树立服务理念。从实践看，提倡服务型政府已有多个年头，虽然取得某些进展，但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我们既需要“当官为民”的服务意识，也需要技术支撑、服务平台建设，这样，才能形成公共治理架构和规划。就是说，要把服务理念的创新与互联网服务平台相结合，从而实现有效、高效的服务，走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新路子。

最后，还要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的理念创新。

2、建立政府与社会协商规则

南方日报：现代社会的治理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结成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形成互动。您认为“互联网+”的时代，对政府社会互动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迟福林：在“互联网+”的时代，如何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互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实，据我了解，这些年广东各地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比如“广东首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这不是单一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模式，而是强调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共创共投，是社会组织设计创投项目争取政府资助，社会配套资金与政府资助资金比例达到2：3，借政府资金的杠杆撬动社会资本，服务社会，激活社会组织活力。此外，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如何通过社会的参与及时应对并化解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广泛的社会参与至关重要。我之前了解到广东省总工会运用网络等手段为广大职工提供维权服务的做法，以“专职+兼职”、“维权工作干部+工会律师团律师”的队伍结构，组建一支劳资纠纷应急处理分队，预防和处置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被称为化解劳资纠纷的“消防队”。这不仅是创新社会组织如何主动参与公共治理的案例，也是工会系统推进转型改革的有益探索。

最后，用互联网平台扩大社会参与的同时，也需要建立政府与社会协商的规则，使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同步推进，其中，政府与社会协商是一个好办法。近年来，广东多个地方组织了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与网友的见面会，听网友“拍砖”“灌水”，与网民交流，共商发展、为百姓谋利良策。若这个做法能形成机制化安排，相信会形成公共治理的新路子、新风尚。

3、将公共财政公开化作为政府治理重要课题

南方日报：互动也好、服务也罢，需要载体，您认为推动政府与社会互动、推进公共治理与服务，需要在服务平台上进行哪些创新？

迟福林：要打造公共服务平台。老百姓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在“互联网+”的时代，如何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设计开发公共服务产品，打造政府公共平台，提升国民的整体客户体验，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在这方面，开发尤其要利用好“互联网+”的技术特点，提供信息发布、网上服务、网上办事、网上维权等服务。

互联网时代的变革在倒逼政府治理创新。据我了解，广东从2012年以来，全省统一规划设计、全面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将广东省、市、县三级政府的所有行政审批和社会服务事项从申办到办结的全过程搬到互联网上进行，变“8小时政府”为“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这样，使得老百姓办证的时间减少了70%左右、政府工作的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二左右。我认为，广东省所做的这个探索，有新的理念、新的实践、新的方向。

南方日报：对于广东推进治理创新，您还有哪些好建议？

迟福林：我建议广东率先形成“2020：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建议广东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互动方面有进一步举措。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加快发展各类公益性组织，充分发挥第三方的作用，并且加快这方面的相关立法。

我还建议将公共财政的公开化作为广东省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是政府转型的重大课题。随着这三张清单的实施，未来几年公共财政清单的公布对于社会参与、社会监督政府以及政府治理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政府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的重大措施。最后，我建议广东率先探索行政组织结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