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不良风气，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根据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谓的“病”，既包括作风上的、行为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当前，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吏已经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面对这种形势，很多干部不适应，有些干部甚至出现心理上的问题，发生各种各样的状况，前不久，某市市委副书记因患抑郁症跳楼自杀只是其中一例。
当前，领导干部调适心理，认真做人、做事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在《洪范传》中说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就是说，做官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
新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下的干部心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发生了可喜变化，但也必须认识到，社会变迁通常会带来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无论是一般社会成员还是官员。
目前领导干部的心态可以概括为三种：厌倦心态。媒体报道的所谓公务员“退职潮”、个别公务员自杀、患心理疾病，凡此种种，虽不能以“潮”称之，但也不是个别现象，说是社会问题似乎也不为过。
挫折心理。一些官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不适，对自己曾经预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感到挫折和失意。事实上，他们的感受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挫折和失意”，而是对过去那种不正常状况与现实状况之间差异的感觉。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写道：“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的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费孝通：“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问题》1933年第9期）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过去一些社会成员把当官发财视为一条人生成功的通途，把当官视为人生梦想，这种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侵蚀着他们的灵魂，也侵蚀着社会。一些孩子从小学开始就通过贿赂当上班干部，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社会学里这种文化通常被视为一种亚文化，即部分官员有着与社会不同的民德、民俗以及价值观念。一些贪腐官员以公共权力掠取社会财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花天酒地、出入会馆。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们的行为会误导一部分社会成员盲目跟风，败坏社会风气。目前，这种文化正在被当官为民的文化取代，对于这种文化变异，一些人适应，也有一些人不能马上适应，于是就出现了官场中部分人心理失调问题。因为心理失调，一些官员离开公务员队伍另谋职业，个别官员出现抑郁等心理疾病，还有的甚至以自杀了之，等等。所有这些，不过是转型时期官场文化变异中部分官员心理不适的结果。
心理失调。文化变异与社会变迁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费孝通写道：“文化本是人的生活的方法。所以文化失调就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引起了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类似烦恼和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逼着大家要求解脱，于是就有所谓社会问题”。（同上）新的官场文化的引入导致原有官场文化模式的失调，于是产生了官员的心理问题及官场中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从严治党引起人们行为的改变，人们行为的改变使社会生态发生变化，社会生态的变化又使官场文化发生变异，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官场的任何变迁和变异都是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从理论上说，这种原始状态称为文化的状态，是社会的静态，通常个别人认为的升官发财就是这种“原始状态”，或者就是“社会的静态”。现有的官场文化状态就是过去社会变迁的结果，亦是未来社会变迁的开端。研究官员的心理问题，势必从官场原有的文化状态开始。在当代中国，官场新常态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自身改革和公务员队伍的建设。目前，政府正在努力推进改革和加强队伍建设，使“党风廉政和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这将逐步建立起作为政府基本职能的公共服务的尊严和公务员职业所必须具有的公共价值，帮助公务员重新发现其行为的精髓和意义以及他们真正行为规范的理由。“随着这种服务意识和社区意识的增强，公共雇员感到自己更受重视并且更加有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公务员也正在重新与公民联系起来。行政官员正在逐渐认识到他们许多东西要通过‘倾听’公众的声音而不是向公众‘发号施令’并且通过‘服务’而不是通过‘掌舵’才能获得。应公务员的邀请乃至强烈要求，普通公民又一次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公民和公共官员正在以一种互利合作的方式齐心协力地界定和处理一些公共问题。”（［美］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当前领导干部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分析
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加速转型，社会风气、官场氛围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反腐倡廉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政治生态的变化只是这巨大经济社会变动中的一个方面。不管人们有没有认识到，中国正在进行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异。官场文化变异只不过是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变异的一部分。
当前政治生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官员是人民公仆逐步成为官员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对官员的评价标准。过去，个别官员存在以权谋私、胡作非为、仗势欺人、鱼肉百姓等行为，如今一些人已经有所收敛，“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正逐渐成为为官之道。二是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而不是作为升官发财和享受特殊福利待遇的途径的观念正在逐步确立，这从当前部分公务员离职和参加公务员考试人数减少的现象中可以略窥一斑。过去，一些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轻者为了谋取干部福利和工资待遇，重者为了以权谋私。三是为官有为成为官场的基本职业准则，使得一些过去整日无所事事的官员感受到了压力。特别是那些懒政和不作为的干部不习惯、不适应，心理难以调适。四是官场的工作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实事求是、为民服务成为机关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过去那些习惯于搞形式主义、耍花架子的工作作风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社会生态的变化表现在：一是人们过去对于个别官员的不当言行甚至贪腐问题敢怒不敢言，逐步转变为可以通过舆论、媒体举报、披露。整个社会中，官民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二是官员职业化和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新形势造就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环境，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羡慕和追捧官员，而是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三是人们深恶痛绝的官商勾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过去，个别官员与商人勾结，谋取公共利益，在土地使用中强行拆迁，引发民愤甚至流血事件，这类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逐步得到遏制。四是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使人们曾经一度羡慕的公务员福利工资的优越性体现得不那么明显了，尤其是，2014年中央决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体制，把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并轨，打破原有的制度设计，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个别官员通过公权力攫取社会财富，人民群众希望公平正义，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和心态不可调和。当前，官员的心理调适就是要以廉洁赢得人心向背，赢得全社会对改革的支持。如，被称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的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贪污盛行。1959年新加坡自治选举时，人民行动党高举“扫除贪污”的大旗，决心建设廉洁政府，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领导干部必须与时俱进学会心理调适
创造使领导干部心态能够调适的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在此之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旨在使公务员摒弃脱离人民的不良作风，去掉官气、根除腐败，使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落实“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我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社会要给予领导干部时间和空间适应这个新变化。
领导干部要调整工作思路和改进作风。费孝通认为：“社会变迁，文化调适固然都是社会的动态。但是既然变迁，既然调适，实已包括两个问题：‘从什么到什么’和‘什么样的文化与什么样的文化相调适’”( 费孝通：“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问题》1933年第9期）要适应社会变迁和文化变异，新形势下的官员必须立足于满足群众的需要，树立正确的“官念”，真正使权力为民所用。现实中一些地方官员没有这样真诚的理想和信念，如在开展工作时仅仅把试点和示范作为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或者是为了树典型，吸引其他地方来学习，打着示范和试验的幌子，谋取个人私利。这样的示范和试验，纵然制度设计再精细，管理手段再新颖，也难免发生异化，难以取得群众的认同和回应。
领导干部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官位。官员也是普通的社会成员，需要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遵循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实现社会的基本预期。“人生本平等，职业无贵贱”。（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7页）作为官员，不仅要遵守官场的基本准则，清正廉洁、秉公守法、尽职尽责。同时，还要有高尚的情操、坚定的信念。官员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是百姓中优秀分子、先进代表，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些年，这个道理被一些人曲解了，不少官员的“官念”发生畸变，注重官位排名、地位显示、等级分量。有些人当了官就自觉身份变了，高人一等。身份认同背后是官尊民卑、特权思想作怪，在这样的“官念”下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和创新谈何容易？“官本位”的价值观念影响着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甚至出现官民对立。“官本位”寓意下的官尊民卑，不一定就是大贪大恶，但是，它的传播和弥漫同样毒化社会风气，侵蚀世道人心，甚至动摇人民群众的信念和理想。可以说，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从理顺干部与群众关系入手，建立干部与人民的鱼水关系。领导干部如果能做到这样，其苦恼和困惑就会少很多。
社会常态下，领导干部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切实帮助人民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工作走过场。官员不真诚为民，就会造成群众离心离德。如何在中国社会重新培育同舟共济的信念和意识，才是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最可怕的是，基层干部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的喜好、为了自己的升迁而作秀，群众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作秀，这样的“社会和谐”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人格魅力是领导干部人品、气质、能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党的干部所应具备的公正无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优良品质的外在表现。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但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要做一个好官员，首先必须做一个好人。人最需要、最看重、最认同、最容易吸引人、最崇敬的东西永远不是钱和物，而是思想、情感、道德、信仰、信念、价值。一个社会只有重视这些，才有可能回归秩序、活力、尊重、和谐。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先做好人才有可能为好官，要跳出过去那种只管做事不管做人的思维来思考为人做官之道。一个领导干部只要坦诚待人、坦荡做事，心底无私天地宽，“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此这般，自然也就心安理得了。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