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燕赵艺术的精神之美
张晓华
博大精深的燕赵文化是我们的根脉。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下，如何把河北放在中国历史的大格局中来考虑，传承和发扬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内核，树立中国气派和燕赵风骨，重塑燕赵艺术的融合之美、精神之美、价值之美，是燕赵文化繁荣发展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近日，由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省美学学会主办的“燕赵艺术的美学精神”学术研讨会在保定召开。来自省内文艺界及高校的十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燕赵艺术的传承发展进行交流探讨，发掘其美学意义与精神内涵。
历史悠久、物藏丰富、底蕴深厚的燕赵大地，流传至今的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蕴藏在其中的美学意蕴从来不是简单、浅薄、凝固的，而是复杂、深刻、流动的。我省专家学者潘学聪、庞彦强、周大明、刘宗超等从书法、戏剧、舞蹈、绘画等方面入手，诠释了积淀千年的燕赵文化精神对于各种艺术载体的影响。“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自然和历史孕育了燕赵大地特色鲜明的文化品格，不论是气势磅礴的书画作品、激越高亢的河北梆子，还是大气简约的曲阳石雕、热烈饱满的蔚县剪纸，从古至今的燕赵艺术作品，主格调是包容、大气、刚健、激越、雄强，这就是燕赵文化繁荣发展的精神底色。丰富多彩的燕赵艺术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活力犹存，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内涵作为内在支撑和推动力。
燕赵艺术不是孤立的地域文化现象，如何在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世界的格局中定位燕赵艺术，彰显其地域特点，使其能够产生国家乃至世界性影响？文艺评论家邢建昌认为，其必经之路是打造“高峰”之作。所谓“高峰”的生产，是一个持续累积、自然而然的过程，与急功近利、拼工期赶速度绝缘。那些求快、速成、一味沉迷于经济效益的创作心理，不仅埋没了许多有才华的文学艺术家，也影响了全球化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只有克服浮躁，耐得住寂寞，放慢脚步，从容创作，文学艺术家才有能力瞩望燕赵艺术“高峰”，生产出真正有原创性的、能够涵养精神的文艺精品。
燕赵艺术的美学精神是在中华美学精神的大框架下存在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根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土壤显得尤为重要。文艺评论家陈建忠认为，讲好河北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需要将燕赵艺术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大框架中去考虑，发掘其美学精神的不同侧面，找出其中与今日中国的共通性并加以放大，使其与今天的时代环境、生活状态相契合，以扩大其现实意义和影响力。
弘扬燕赵书风 抒写时代精神
潘学聪（省文联巡视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历数千年而不衰的书法艺术，积淀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从书法表现的文化气质与审美情趣看，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力是巨大而呈显性的。不同地区，由于文化积淀不同，反映在书法艺术上，就会形成不同的“地域书风”。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自然和历史孕育了燕赵大地特色鲜明的文化品质和人格形象，形成了慷慨激昂、气脉磅礴的“燕赵书风”。“燕赵书风”，也正是燕赵“慷慨悲歌”文化精神重要的传承载体。
燕赵书风，不同于以淡雅、尚帖、重韵为特征的江浙书风。如果说江浙一代书风为南派书风的话，那么，燕赵书风可以说是典型的北派书风。燕赵书风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即：担当、精进、包容和创新。这四种精神是互相联系的，构成了“燕赵书风”的完整体系，也是这一书风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担当，是传统燕赵书法精神的本质和魂魄，凸显了燕赵书风慷慨坦诚、凛凛风骨的文化特质，是“燕赵书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基础；精进，是不同历史时期河北书法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燕赵书风”能够永葆青春的原因；包容，是传统燕赵书法精神的基调，展现了“燕赵书风”崇尚和谐、兼容并包的博大襟怀，也是“燕赵书风”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创新，包含了传统燕赵书法自强不息、勇于革新的精神，是“燕赵书风”不断前进的动力和历久不衰的奥秘。“燕赵书风”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因为有这四种精神内涵作为内在推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成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书法当随时代，当代书法家既是历史、文脉的传承者，又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更应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了文艺创作的源头和发展方向，也为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为时代而写，为人民而歌，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新时期河北书法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弘扬“燕赵书风”四种精神内涵：既要担负起对传统燕赵书法风骨和神韵的传承，又要担负起对新时代条件下书法精神的有力提升。要对传统和时代怀有敬畏之心，深入传统，植根现实，抒写时代；反之，就会忘记创作本体，迷失价值方向，流于铜臭和庸俗。
弘扬燕赵艺术精神 提升戏剧创作水平
庞彦强（河北艺术职业学院院长）
河北戏剧，作为燕赵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在艺术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戏剧史，如果没有河北戏剧的参与，将会是暗淡无光的戏剧史；许多戏剧品种，都是经过河北这块土地的酝酿生发，从而成为风靡全国的大剧种。为何？区位使然。从作为戏剧先声的《踏谣娘》《兰陵王入阵曲》以及金院本和宋杂剧，到中国戏曲鼎盛繁荣时期的元杂剧、明清传奇，再到地方戏“花部兴盛”局面的形成、河北梆子的盛行以及京剧、评剧的崛起等，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已经形成了“融入、扩散、升华、创造”的鲜明戏剧精神，河北的戏剧家们也在这块土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直以来，河北戏剧有着鲜明的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社会作用，强烈的批判精神成为戏剧史上一条闪烁着生命光辉的灼目金线。元杂剧《窦娥冤》《鲁斋郎》《墙头马上》，明清传奇《桃花扇》《长生殿》，评剧《杨三姐告状》，话剧《不是蝉》等等，无不充盈着对社会美好理想的憧憬，对残酷现实的揭露批判，对丑恶事物的反叛颠覆。这些作品或是取材于河北故事，或是由河北籍戏剧家创作，或是外埠作家旅居河北时所作，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作品，都折射出鲜明的直面人生、不媚权贵、挑战世俗的戏剧精神。
用这种戏剧精神来考量当前河北的戏剧创作，就会发现我们确实是丢掉了一些东西。我们的一些作品，在深入思考未来、直面社会现实、抨击不良行为上相对欠缺。当然，赞颂和褒扬是戏剧创作的主方向，但若是我们对事物的歌颂缺乏依托、丧失激情、言不由衷，就会陷于彷徨失所、无病呻吟、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创作怪圈，艺术创作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也就完不成“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的创作任务。
弘扬燕赵艺术精神，就是要始终保持作家艺术家的道德良知，保持文学艺术应有的理想和精神光芒，密切关注国计民生，了解人民的意愿和精神诉求，勇于向黑暗和丑恶宣战。当然，这绝不是要我们一味寻找“生活死角”，爆料隐私，反映“黑暗面”，那样会把文学艺术引向另一条死路。只有坚持正确的历史评判观和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阳光必将冲破阴霾，也才能正确把握燕赵艺术精神的内涵、原则和维度。
放慢脚步 瞩望“高峰”
邢建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燕赵艺术不是孤立的地域文化现象，它本质上隶属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对于燕赵艺术的精神把握，既要微观分析基于地域和文明所形成的燕赵艺术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品质，又要善于从更广阔的华夏文明出发来分析这种地域艺术形成的深层动因，从而有能力在地方的、国家的乃至世界的格局中定位燕赵艺术，彰显地域特点，产生国家乃至世界性影响。
“高峰”之作是燕赵艺术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因为“高峰”之作集中体现了人类精神探索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文艺“高峰”的思想意蕴，既是本土经验的结晶，又有能力向异域文化敞开胸怀，因而具有某种人类性或普世性。“高峰”之作拥有精湛、完美的形式，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属于传统，又是对传统的超越。文艺的“高峰”是“说不尽的”。置身于现代生活里的人们脚步似乎太快了，生活就像一列火车，唯有不断提速，才可以证明自己的意义。然而在不断提速的过程中，人们却失去了从容优雅、耐心细致，也弱化了感悟风景、享受过程的能力。哲学家克尔凯廓尔说：“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是“慢工细活”，是“比慢”的艺术。世界上伟大的作品，都是几年、几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世界上没有哪一部“高峰”之作是在“求快”的心理驱使下完成的。许多有才华的文学艺术家，在匆匆忙忙赶路中迷失了自己，像个生产的机器，一年之内可以写若干个长篇和中篇，还要写散文、写评论、写电视剧，要参加各种笔会、研讨会，触电上电视，轻松世界游；我们一些演员特别是名演员，一年之内可以接几部电影、电视剧，还要拍广告、搞经营、写传记。结果，数量的繁荣上去了，内涵和质量却打了折扣。更有甚者，眼睛只是盯着票房价值，追逐市场卖点，而没有耐心涵养精神，打造精品。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当中，中国文学艺术的声音并不强烈。
由此看来，当我们瞩望燕赵艺术“高峰”的时候，首先应该强调的，是鼓励作家艺术家放慢脚步，从容创作。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体现了“度”与“高峰”特征的文艺生产，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中间容不得急于出成果、急于成名、急于产生社会影响等功利性目标的纠缠，不是靠搞规划、拼工期、赶速度或集团军作战等所能完成的。那种速成的、快餐式的、拼贴的、策划出来的文艺作品，那种靠开研讨会、策划营销而博得名声的文艺作品，可能风光一时，但注定是短命的，不可能与“高峰”结缘。文艺生产的这些特征，内在地要求文学艺术家克服浮躁，耐得住寂寞，放慢脚步，从容创作。而社会也需要摆脱功利观的影响，为艺术家营造自由与宽松的氛围。
燕赵艺术与燕赵精神
周大明（省艺术研究所所长）
以“燕赵”谓当今，多是对河北省所属区域的别称。它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的根性。燕赵文化精神最早产生于古燕赵，燕赵之地是古人类和原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燕赵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紧密联系。
新时期以来，关于“燕赵精神”问题经历了几次大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省文艺界结合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实践，发起了对燕赵精神和燕赵风格的大讨论，燕赵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慷慨悲歌”作为燕赵精神的基本特征，被视为燕赵人所具有的“一种普遍而又典型的价值观念和人格风范”。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燕赵精神兼容并蓄，具有多民族特点和多样形态共生的特征。它从远古走来，在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京师文化与畿辅文化中不断成长。“燕赵慷慨悲歌”，是自司马迁到韩愈，直至近现代历史上主流文化的一种价值判断。也正是“慷慨悲歌”的诗化品质和意气飞扬，融合了理性与情感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成为燕赵文化的审美意象。
恰如有学者指出的，燕赵文化的理性精神是由荀学开启的，为燕赵思想家所认同和提倡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关怀，包括求实精神、力行精神、功利精神和包容精神。燕赵文化具有“慷慨悲歌”和“质重朴实”两个特征。“慷慨悲歌”往往在家国危急时刻体现，日常则是“质重朴实”特征为主体。倡导隆礼重法、富民强国，重视礼乐教化，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等等都是燕赵精神的题中之意。
一种延绵千古的地域文化精神定是积淀于民间的。艺术反映生活。看那最具代表性的河北民歌《回娘家》《绣灯笼》《捡棉花》《小放牛》《小白菜》《放风筝》《走山梁》等，幽默诙谐，闲情逸致，小康得安，酸楚凄凉，五味杂陈。河北三大代表性民间舞蹈井陉拉花、冀东地秧歌、沧州落子，也是有喜有悲、亦庄亦谐、争奇斗艳。特别是冀东地秧歌中的“丑”，极尽自嘲、揶揄、嬉戏之能事，俯视人生，笑对未来，具有超越历史的喜剧人格。即便是以慷慨悲歌著称的河北梆子，也是刚柔相济，色彩纷呈。老一代艺术家贾桂兰《捡柴》大慢板中的“十三咳”，李淑惠《走雪山》中的搭调、慢板，张淑敏《杜十娘》的二六板等，都是河北梆子经典。或可说，慷慨悲歌是传统音色，万籁和谐是时代强音，燕赵艺术精彩纷呈，百花齐放。
燕赵艺术的“写意精神”
刘宗超（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就地域来说，燕赵艺术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山脉以南，成为燕赵区域文化的大致疆界。就时间来说，它形成于波澜壮阔的战国时期，延续在燕赵区域历代的艺术作品之中。燕赵艺术精神还浓缩在当下燕赵人民的艺术实践中。当代的乡土艺术是最富有燕赵艺术本土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就艺术种类而言，燕赵艺术可以包括民间乡土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和宫廷艺术四种类别。四者之中，民间乡土艺术作为燕赵本土文化根脉，是燕赵文化最精华、最形象、最鲜活的门类，更是本乡本土区域内人民群众创造的独特艺术形式。现在，令人忧虑的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许多乡土艺术仅仅作为“华夏一绝”被传承和保留。更多的乡土艺术逐渐被忽视、消解，甚至面临着后继乏人，日趋弱化的危机。尽管如此，燕赵艺术的“写意精神”却永远不会丢弃。
所谓“精神”，是人们基本的准则、基本的信念。“写意精神”是中国人不同于国外其他民族的基本特点，这大致与“求实精神”相对。燕赵艺术的美学精神正是中国艺术“写意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人们常说燕赵文学艺术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尚义任侠、雄壮浑厚、淳朴生动、包容盛大、刚健有为，而这些描述也是“写意精神”内容的一些方面。总起来看就是不拘小节，大刀阔斧，不小家子气。
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加之处于其间的中山国，创造了博大沉厚的青铜器艺术，其错彩镂金的装饰风格，奇崛刚健的铭文造型，彰显出充实绚烂之风范。现石家庄西郊的毗卢寺，寺中壁画的500多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和曲阳北岳庙壁画一样，是大气派的宗教题材人物画之巨制。在技法上，燕赵画风素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表现现实生活和燕赵风物为主格调。河北梆子的激越高亢，势不可遏；定瓷、邢瓷的清纯大气，磁州窑瓷器上的写意花卉，绞胎瓷的热烈明快；唐山皮影的泼辣诡异；曲阳石雕的大气简约；蔚县剪纸的热烈饱满……从古至今的燕赵艺术作品，主格调是包容、大气、刚健、激越、雄强，这就是燕赵艺术的“写意精神”，也是中国艺术“写意精神”的经典华章。
在中华美学精神的框架内审视燕赵美学精神传承
陈建忠（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讲话精神是基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华美学精神作为建立国人集体人格的本初力量，正被大面积消解，并被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遮蔽。正因如此，亟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土壤，将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涵养当代人精神家园的活水。
燕赵艺术的美学精神是在中华美学精神的大框架下存在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存在误区：习惯于将燕赵精神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论证，而很少放在中华美学精神的大框架内去谈论。这种“精神”在今天也就因为缺少共通性而影响力有限。近年来，学界有一种声音：应该重新认知燕赵文化对于整个汉民族文化的“基因支撑”作用。河北，提供了当代人记忆中的“文化母体”，这些“母体”以成语这一最简要的形式留存下来。今天，我们熟知的与集体品格有关的词语大多出自于此，如：视死如归、背水一战、毛遂自荐、肝胆相照等等。这种文化基因，因为其直观、有效，将成为根植于一代代人记忆中的历史文化谱系。
当前，提倡“讲好中国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说，讲好河北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考量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时，不仅要看其历史文化的成因，更要看其穿越历史的生命力。唐诗宋词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被不断吟诵，是因为其中的审美。审美的主体和客体都可能会变，但人类对于美的渴望和美本身是不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将燕赵文化、燕赵精神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化中去谈，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出其中与今日中国对位的意义并加以放大。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美学精神在今天传承的问题时，要格外注重这种精神生成时的社会环境。燕赵艺术的美学精神中，之所以将“慷慨悲歌”作为最大亮色，与古燕赵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密切相关。因为战争，环境恶劣，这里子民的骨血里，渐渐沉淀出一种别样的生死观。最终，短兵相接处，“视死忽如归”的豁达，成为舍生取义、一诺千金后，对于生命之外“义”与“理”的追寻。
任何文化精神都有其形成的地理环境和生存背景，燕赵精神中的这些特质，逐渐固化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慷慨悲歌、任侠果敢、重情尚义。然而今天，这种生成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当物质富裕，人们不再面临生存困厄、性命相托时，长期以来建立的稳定的品格基因，就很容易土崩瓦解。因此，我们谈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发扬，需要直面其生成的时代背景，否则，这种精神就因为抽离了当初的生态，而成为一种概念。此外，我们也可以发掘燕赵美学精神的其他侧面，比如因为多民族交融而呈现出的兼收并蓄、包容宽厚等。这些，也是当代人需要的，并且与今天的时代环境、生活状态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