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承担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别委托）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课题组围绕价值观基本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的基本原则和内涵、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等子课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80多篇，写作和出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引领社会文明前行的精神指南》，编写了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出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丛书（共12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该丛书还被翻译成英文面向全球出版发行。此外，韩震和课题组成员先后多次参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工作，为中宣部全国宣传部长培训、中组部非公企业党委书记培训等作“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报告，并在中央电视台《核心价值观讲坛》栏目讲授相关内容，积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进行探索。
为深入了解韩震及其所带领的课题组在核心价值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笔者近期对他进行了采访。
先进价值理念引领文化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在于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社会制度、建设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
马献忠：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提升，那么，应该如何有效提升话语权和软实力呢？
韩震：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们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影响力还不够。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尚未找到世界范围内可理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表达体系。习惯于把核心价值体系置于纯粹的政治话语或表达形态上，而缺乏将其转变为具有普遍规范力量的社会理想层面话语。我们总是停留在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上，却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缺少明晰表达；不断重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个表达，却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本身说明不清晰。
必须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持有符合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在于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社会制度、建设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持有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每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探索寻找实现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公平正义、人人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的现实途径。
要掌握文化和价值观的话语权，就要凝练出有明晰指向，指引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价值理念来，有了这样的先进价值理念，才能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另外，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他们在价值观的话语传播和话题设置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这也给我们在价值观上掌握话语权设置了重重障碍。
马献忠：在12个词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哪些可以被看作最核心的价值？
韩震：十八大报告通过三个提倡，提出了由24个字组成的12个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基本的价值观，但是对于核心价值观而言，在抓住本质的情况下，越简洁就越有话语的修辞力量。
我们认为，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能随意选取一些看起来美好的价值概念。现实生活中诸多美好的价值观能否成为核心价值观，须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的角度加以体认。那些不被视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也许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更不是因为它们不值得珍视，而是因为它们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另外层面的问题。一个社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倡导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特定社会比较稳定地反映这个社会制度本质的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精髓，它必须是国家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可以说，一种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核心价值观必须是真正目标性、理念性的价值，而不能是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必须是战略目的性的，而不是战术手段性的。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战争”、“专政”、“改革”等，但战争、专政和改革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是目的本身。对社会主义来说，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理念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手段；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正社会。
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基本性的、持久性的价值观，而不能是次生性的、短暂性的价值观。不能三天两头地提出所谓新的核心价值观，如果那样，说明没有找到真正核心的价值观，而是把暂时的、阶段性的价值当成了核心价值。我们可以与时俱进地提出时代性目标和一般价值，但是核心价值观应该比较稳定，且不宜随意更换。可以随意更换的显然不是核心的。
核心价值观必须是更具解释力的价值观，而不能是包含在其他价值观中的价值观。因为有些价值是次生的，可以由其他价值加以解释或者内涵在其他价值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因此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互映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我们最基本的现实，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价值观就应该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别的什么价值观。我们倡导的某些价值观，尽管与其他别的价值观有近似或相同的概念术语，却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实践，因而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规定性。譬如，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狭隘的投票民主；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也不同于西方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上确立价值观的制高点。尽管没有放之四海而普遍有效的“普世价值”，但是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社会前进方向的价值观，才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我们的价值观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因而必定具有中国特色和形态。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遵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因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定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可以在“三个倡导”所提出的12个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引领社会文明前行的精神指南》一书中就指出，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价值观，和谐是最具民族特色且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观。
构建新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要学会把价值观融入到正常的生活叙事和知识叙事中去，而不是简单重复主流价值观这一概念本身。
马献忠：我们应当如何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韩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必须面向理想的价值引领。要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上确立价值观的制高点；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联系在一起，进而实现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相互促进；寻找正确表达价值理念的话语形式，在能够打动群众心扉的表现形态上下功夫。
第二，必须着眼于先进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民族文化的活力和新思想的创造力，抓住国际交往和思想交流的道德制高点，具有超越资产阶级的价值追求，引领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三，必须在方法和途径上有创新。比如，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认真寻找正确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形式，在能够打动群众心扉的表现形态上下功夫；将其外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此需要大力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社会精英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等等。
第四，要系统但有阶段特点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要高度重视中学、大学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发挥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起主渠道作用的就是义务教育的品德类课程、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课程以及大学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实践表明，价值观教育必须基于青少年发展阶段的身心特点，德育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取得成功；要充分发挥教师的模范引领作用，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献忠：您能否从教育的角度谈谈如何构建新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韩震：教育与认同有着内在联系，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为了回答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即让人认同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国家的公民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国家认同及其关于国家认同的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根据变化着的时代，调整和重构我们的国家认同教育，积极应对各种挑战。
首先，必须把国家认同教育建立在先进的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理念基础上。在全球化和理念“并置”且竞争的情况下，只有先进的价值理念才更具有感召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在全球化时代，只有身在某国的国家认同还不够，必须有作为一国公民值得自豪和骄傲的理由，才能奠定国家认同的内在的理想信念基础，因此，必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我们不能像有些国家那样把价值观强加到别人身上，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价值观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基于它的先进性。
其次，必须把国家认同教育放在国家公民共性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族群认同上。这样的教育，才能对内团结各民族人民，凝聚国民共性和“我们感”；对外展示中国公民独特的国民气质和品格，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特性使我们能够与其他民族相分殊，公民共性使我们成为有同一性的国民，这样就可以构建基于国民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我们的教育就是以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范式塑造国民，让全体国民有同样的价值观、权利和义务的责任意识，以及道德和行为规范。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帮助人们——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
再次，必须把国家认同教育与国民的自主自觉意识、公民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形成的国家认同才是内在的、可持续的认同。如果说过去靠纯粹灌输还能起作用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现在，任何认同教育都必须引导人们自主、自觉地理解和接受，才能达成认同的实际效果，只有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公民生活，才能体验到归属感和爱国情怀。
最后，必须改进和完善公民教育的叙事方式。过去，我们往往单纯地讲爱国、敬业、责任等一些概念，没有很好地将这些概念和价值观融入知识教育的叙事中。虽然一直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但在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方面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要学会把价值观融入到正常的生活叙事和知识叙事中去，而不是简单重复主流价值观这一概念本身。主流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许就像盐一样”，它们应该渗透在“各种菜肴”——文化叙事和公民生活——之中，从而使菜肴味道更加美妙，而不是每次都把它们作为单纯的概念直接端出来让人们吞咽，这样做就类似于让人直接吃盐，味道未免太咸了。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我们必须以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契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奠定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文化基石。
马献忠：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如何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韩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随着社会整体发展和进步，哲学社会科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以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契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奠定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文化基石。
我认为，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首先要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对于高校来说，必须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重点扶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项目，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走出的创新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只有基于这样真实、伟大的历史性实践的学术研究，才能获得历史性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展。只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才能真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还要立足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承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也有了新的发展与转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最大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学科体系的创新是对原有学科体系的调整、综合和发展；学术观点创新是对已有观点的继承、改造和发展；方法创新是根据变化的形势在原有方法基础上的范式变化。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就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从而实现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的目标。
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也要提高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质量，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人才保障。哲学社会科学要创新，需要培养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创新人才，不仅要给他们深厚且广博的知识训练，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不仅要让他们树立科学精神，还要培育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鉴于此，高校应不断改革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体系、教材体系，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培养更多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同时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不仅要研究国际问题，而且要结合国际动态研究中国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的话语体系既需要用汉语表达，也需要用不同的外语表达。全球化时代，学会用外语表达中国话语，才能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因此，我们必须培养更多有中国立场和中国情怀的高素质外语人才。只有通过国际化的培养机制才能营造出适当氛围，才能培养出符合21世纪全球化进程所需要的、具有较强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
马献忠：如何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外传播？
韩震：文化和价值观通过传播才有影响力，传播能力与文化、思想的力量相辅相成。我们文化影响力不足，与我们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能力也有密切关系。必须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表述载体。过去，我们往往擅长讲自己的道理，而不善于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话讲道理；我们经常不分对象地讲自己习惯的话语，却不善于用对方听懂的话语去表达；我们动辄试图以赤裸裸的观点去影响别人，却不善于用动人心扉的故事去打动别人。
加强文化传播能力，既需要话语体系的改革，也需要语言能力的拓展。当前，一方面应加强汉语的国际推广，以便让更多国际人士能够以贴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我们；另一方面还必须拓宽外语传播中国文化的途径。不仅要攻克西方强势文化占据的传播阵地，还要开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市场。
当然，文化传播能力主要是议题设置的能力，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改变过去比较单一、单调的毛病。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习惯用原则和概念阐述国家和政府立场和观点，反而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注不够的问题。只有把焦点放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性活动上，才能彻底改变传播方式单一和缺乏感性生命力的毛病。中国的国家形象要靠真实的国民形象来构建，中国的价值观需要靠国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追求来体现。价值观不能仅仅是概念，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通过与世界文化的亲密对话，我们要不断丰富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权，令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发展进程的理解，增强对我国和平发展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