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倡议，更是沿线国家城市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要求。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最积极最活跃的行为体其实并不是各国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不仅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表现十分积极，沿线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和沿线城市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系列以“一带一路”冠名的论坛得以举办，越来越多的国家商谈建立友好城市，各种人文交流活动如火如荼。
2015年6月18日，由义乌市政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在义乌召开，吸引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阿根廷、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斯洛文尼亚等40多个国家代表、沿线城市市长、各国使节、城市和商界代表、智库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贸易畅通和城市合作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参会的沿线城市代表共同签署发布《“一带一路”义乌倡议》。显然，沿线城市和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中国领导人最初的预期。为什么会出现此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火热现象？
一、“一带一路”，关键看城市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了有一段时间了，也有很多个版本的“一带一路”路线示意图在网上流传，但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却始终没有出台权威的版本，“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图并不明确。显然，中国政府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并没有故意规划一条明确的路线，因为“一带一路”绝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企业、投资者、物流商、服务商、游客等市场行为体实实在在走出来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作为倡议方，中国政府的想法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的空间和舞台还是留给市场来决定。
从市场规律来看，“一带一路”的路线并不是一个有意规划设计的产物，而是经济地理学规律的产物。从世界普遍趋势来看，经济资源和要素往往是向地理位置优越的沿海地区、沿路地区和中心城市聚集的，“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条条链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经济大通道，而这些经济大通道是由沿线上的若干城市相互链接而形成的，“一带一路”的前景如何，最终是靠沿线城市支撑起来的，“一带一路”关键是看城市。
一是城市化是“一带一路”国际化的窗口。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国际化的物质前提。
“一带一路”是一个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倡议，本质是国际化和全球化。全球化是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等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过程，核心是节点化。在全球资源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据经合组织报告估算，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29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75%以上，作为全球化网络的节点，城市中聚集着复杂的全球组织指挥系统，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命脉的主宰。环顾世界，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也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方，更是各种资源和要素最为密集的地方。诸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性都市不仅实际上建立起了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关系网络，而且还掌控着全球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制定权，聚集了大量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全球性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总部，其所构成的“全球公共领域”在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引领着时代潮流，不断开创新的时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都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城市间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并逐渐形成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世界城市在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极大的提高，更多地参与“高级政治”议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涉及反恐和防扩散等国家安全问题、世界经济复苏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控制大规模传染病问题以及规范移民问题等众多外交事务中，世界各国城市都日益强调推动加强国际合作和跨国协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应对城市治理难题。例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当欧洲国家未能与哈马斯政权实现合作时，一些加拿大城市却能参与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市政项目中，帮助地区发展和能力建设，协助缔造和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倡议成立了C40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发挥大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性领导作用。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城市化的高度发展，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和城市国际化便无从谈起，“一带一路”也便缺乏了物质前提，城市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条件。
二是城市国际化是“一带一路”的载体，没有城市国际化，就没有“一带一路”的机会空间。
城市是“城”与“市”的结合体，“城”是安全概念，指为人口集聚地提供安全保卫的地域。“市”是商业概念，指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在《辞源》中，城市被解释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从起源来看，世界各国城市的起源无外乎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种类型，前者多见于战略要地和边疆城市，如天津起源于天津卫；后者多见于交通要道和港口城市，比如上海、香港，本质上是工商业聚集和交易中心。
学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在东方国家，大多数规模庞大的城市均地处商业交通咽喉地带，比如唐都长安、宋都汴梁以及晚晴的广州，皆因工商业繁荣所致。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早期意大利的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还是后来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也均与工业革命和商业兴起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近代以来的英、法、德、美等工业化强国，其城市化水平都相当之高。因此，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是城市生命力的根本，一切城市功能的拓展，均与工商业发展及其需要直接相关。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功能也全球化了，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无不积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成为链接全球经济体系和地方社区体系的枢纽。因此，在全球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呈现出组团化发展的趋势，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周围环绕着一系列中小城市的城市群。如美国东岸的“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圣迭戈城市带”和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匹兹堡城市带”，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城市圈，英国的“伦敦-利物浦”城市带等。在中国也是如此，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都是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产物，这些地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对这些城市群而言，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程度越深，受到一国外交政策和他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越高，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经济摩擦、文化冲突等矛盾会首先在城市中释放，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将会对城市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城市国际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正反两个方面均激励城市不得不积极参与外交事务，通过开展与其他国家政府、企业和社会等众多行为体的城市外交化解内外挑战，为城市发展保驾护航。城市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工商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和竞争力，主要看其是否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发达的交流体系抢抓机遇，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倡议，但如果沿线国家的城市之间没有建立起互联互通的网络，“一带一路”也失去了发展的活力，甚至连合作的机会空间都是十分有限的。
三是城市网络化是“一带一路”的平台，没有城市网络化，就不可能有“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
城市的国际化将城市推到链接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重要枢纽地位，尤其是在全球化潮流推动下，城市既是全球走向地方的枢纽，也是地方走向全球的支点。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地方也在借助全球化信息、技术、思想、资本、人才等要素快速跨国流动的推动，来协助建构及促进具多元性及特殊性之地方化发展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对纽约的袭击、全球金融危机在曼哈顿的爆发、蔓延到世界范围内的街头抗议事件，都表明城市成为全球化时代最为脆弱的场所，不仅世界各国越来越强调城市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就连城市自身也越来越强调建立全球性的联系，竭力捍卫城市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城市的国际角色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包括城市在内的次国家行为体是多层外交网络中的一环，又是地方不同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的“复合国际行为体”（Hybrid International Actors），在全球化时代，地方参与对外政策的频度、能力和重要性都上升了，出现了所谓“对外政策的地方化”趋势，城市和地方政府可以与外国的中央政府及其成员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建立独立的外交部门和人员，建立独立的城市网络的制度，采取与中央政府平行的独立外交活动。 “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政府有能力在全世界和其他共同体建立联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城市外交。”的确，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城市间的跨国交往日益升温，尤其是在全球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实质性联系，2004年成立了当今世界上最大且为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且影响力趋于上升，越来越多的城市设立独立的国际事务处理机构，开展多样化的城市外交，以服务城市多样化地方利益为目标的城市外交自觉性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建立姐妹城市和国际友好城市，被广泛视为城市外交的主渠道，甚至不少学者将城市外交视作城市间关系（city-to-city diplomacy）。二战后以来，姐妹城市运动从欧洲发轫，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地。最初，姐妹城市主要是着眼于缓解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在海外建立和平联系，是世界和平运动的一部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建立城市间联系越来越转向以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为中心，不仅城市政府当局建立起国际友好城市关系，而且对于辖区企业、学校、文化机构、社会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城市国际化联系的深化，一些城市开始建立专门的国际联络机构，与其他国家城市的对应机构建立起直接的正式联系。像纽约、伦敦、香港、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都建立了覆盖全球的跨国机构和全球联系。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广州在加入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后，被推选为董事会成员城市，并两次竞选该组织的联合主席，设立广州奖，提升了在国际城市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认为是城市外交的典范。在这一城市网络化体系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种力量相互交织，国内与国际因素频繁互动，官方和民间因素呼应协同，都推动城市越来越承担起外交功能。随着“一带一路”的拓展，城市的这一外交角色将越来越凸显。
二、城市外交为“一带一路”定位
尽管城市互联互通能够支撑起“一带一路”的框架，但要想巩固“一带一路”仅仅靠交通基础设施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外交关系甚至战略关系，城市间的交往只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外交关系层面，才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从以往历史经验来看，基础设施往往牵涉到敏感的战略安全问题，当年中苏关系因中长铁路问题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重大争端，苏伊士运河危机、巴拿马运河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时下南海岛礁建设争端等无数案例表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往往重大外交争端的导火索。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时，不能放任城市随意开展跨国交往，而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战略规划，通过立法、创制、授权、委托等多种形式，赋予城市以一定的外交权，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城市外交，构筑“一带一路”外交纠纷的第一道“防火墙”，为“一带一路”“五通”建设扫清障碍，维护和平发展的势头。
首先，城市也是代表国家的，具有外交属性。外交是代表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获得，此种代表资格过去长期为职业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承担。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家体系、国际体系和全球体系的代表资格。法国年鉴学派人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世界城市是霸权国家的经济中心，先后包括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英国的伦敦，以及20世纪的美国纽约，城市的世界影响力是霸权国家地位的一个重要代表。“当阿姆斯特丹取代安特卫普，当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以及党纽约在1929年取代伦敦的时候，都意味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城市也获得了国际体系的代表资格和代表能力。纽约、日内瓦、巴黎、内罗毕等城市，都设立了大量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全球性媒体和智库等机构，作为东道主，由于大量国际机构总部的存在，城市在很多公共政策上的立场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这些机构的立场和原则，而且城市十分重视与这些机构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此外，城市还获得了与多重社会网络打交道的代表权，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跨国倡议网络以及利益集团往往在大城市设立总部或办事机构，城市不仅在市政治理方面具有与这些社会网络打交道的天然联系，而且这些社会网络的外交倡议活动也往往在城市展开。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应该赋予沿线城市以特定的外交权，鼓励城市通过参与主权国家外交来服务国家外交，也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组织来提升国际影响力，还可以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是“一带一路”发展的客观需要。
其次，城市也要遵守外交规范，不能违背外交规矩。
鼓励城市在“一带一路”参与外交事务，支持它们在外交上更有作为，并不意味着城市在外交事务中没有章法。城市外交是有领导、有秩序的制度化沟通，要有明确的游戏规则，不能搞一哄而上。从国家建设角度而言，城市外交必须服从中国外交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不能逾越中央外交的授权，更不能搞自行其是，任意而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而言，中国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 等国际组织，举办奥运会，加入国际公约，参与国际事务，就必须改善国内的治理结构，建立符合国际社会的一般性规范，所有行为体包括城市在内都要严格遵守国际制度和规范。因此，推进奋发有为的城市外交，必须实现规则制度先行，将城市参与外交的热情和积极性纳入制度化的轨道，防止出现四面出击和自乱阵脚的倾向。
外交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城市外交的管理，将城市外交资源纳入国家总体外交的轨道。要改变国际友好城市仅仅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协调管理的现状，明确外交部对城市外交的政治监督权，外交部要出台《城市外交管理规范》，向重要城市派遣特派员，与地方党委共同建立特派员办公室，对城市外交事务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加强对城市外交工作的领导。要明确对外友好协会与国际友好城市联络会对城市外交事务的协调管理权，在具体涉外事务上赋予城市以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在“负面清单”模式管理下，可以自主决定开展对外交流事务。
城市党委和政府要着重理顺城市外交组织体制，构建一个系统完善的城市外交体系。市委市政府要设立城市外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常务副市长担任，统筹协调各部门的对外工作。要理顺外事、商务、侨务、发改、公安、文化、环境、海关、质检等涉外部门的关系，通过建立跨部门协调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城市外交。此外，还要重视制定人员、财务、请示报告、考核评估、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建设，确保城市外交做到有章理事。
再次，开展城市外交，也要做好必要的人财物保障。
开展“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首先，要舍得拿出精兵强将开展城市外交。领导要高度重视城市外交，要明确市长作为外事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角色，充分发挥强有力市长在城市外交的名片效应。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强有力的市长是开展城市外交的最强大武器，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反对温室气体排放中扮演了比国务卿还要重要的角色，他在BBC采访中强势表态，国家、国际和州层面的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都缺乏作为，现在是轮到市长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大有可为的时刻了。在强有力的市长领导下，还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专业化团队从事城市外交工作，他们的重点不是做一些迎来送往的礼宾接待事务，而是围绕某一明确的议题，通过持续的外交努力，实现外交战略目标。
其次，还要为城市外交提供强有力的预算保障。缺乏预算是当今世界各国城市外交面临的共同问题，很多城市网络和市长倡议计划都高度依赖诸如欧盟、世界银行、OECD等组织的捐助，缺乏预算使得它们更多像一个NGO，在实质性外交合作上进展缓慢。中国城市外交要在制定明确战略的同时，提供充足的预算，确保将各个项目落到实处。
此外，城市外交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重要，包括办公场所、信息网络、辅助人员、办公系统等。城市外交与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市民联系极为密切，需要建立起发达的外交服务设施，这是提升城市外交能力的基础条件。
三、如何推进“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
十八大以来，中央启动了新的一轮城镇化战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城市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中也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城镇化发展离不开与外国城市和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要求城市外交要顺势而为，奋发有为。当然，城市外交要奋发有为并不意味着胡乱而为，失去控制，必须在党和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大战略规划指导下，立足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和资源优势，有所侧重地开展城市外交。当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导下，中国已经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周边首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构想，在国内也形成了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四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格局。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统筹内外战略，中国城市外交必须与国家战略相衔接，与总体外交相配合，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之路。具体来说，“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应沿着三个方向展开：
一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的大都市外交。
东部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城市化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已经与海外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城市外交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承担更多重大外事活动，获得了诸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自由贸易区等较多政策性授权。截止2014年9月，在国际友好城市结对数量上，如东部的山东有168对、广东145对、江苏270对、浙江95对，而西部的青海只有12对，贵州只有9对，西藏只有7对。因此，东部沿海地区是开展城市外交的主力军。目前，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国际性大都市为龙头的大都市外交，成为中国城市外交走向世界舞台的开路先锋。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走向提出了新的构想。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盟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强调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精神，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中国走向海洋的大战略构想，它通过以点联线，以线带面，增进同海洋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构建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促进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这一战略构想一旦实现，不仅将极大地伸展中国和平发展的空间，而且还会对众多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繁荣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港口等都会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国家战略规划都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东部沿海地区处于海陆交界地带，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规划，必须内引外联，统筹陆海。在陆地上，必须大力推动粤港澳一体化、沪杭宁一体化和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通过高铁、高速公路、通讯信息网络、产业整合、政策整合等多种方式，促进资源的跨地区优化配置，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助力，形成国际性大都市-地区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组团化发展格局。在海洋上，沿海各城市应抓住机遇，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规划，大力发展港口外交、城市外交、公司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外交活动，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战略创造良好条件。尤其是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应该在建设世界城市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切实发挥城市外交的龙头带动角色，全方位开展城市外交，搭建通往世界的信息、人才、技术、资金、文化等交流渠道，打造强大的中国经济增长极。
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的大通道外交。
在东部沿海地区背后，有着辽阔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包括中部地区六省、西部地区的十二个省区市和东北地区的三省，这些地区身处内陆，交通不便，基础落后，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度上整体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中央为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2000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6年启动了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了一系列城市群的崛起，比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经济圈、皖江城市带、中原城市群等。虽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但这些地区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对这些地区而言，最主要的瓶颈在于突破基础设施的限制，搭建通往东部沿海地区和外部世界的大通道。打通国际大通道，成为内陆地区城市外交的核心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推进内陆地区的外向型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链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跨区域大合作。其中，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以点带面和从线到片，就是对内陆城市的国际角色和城市外交提出的明确要求。因此，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指引下，广大内陆城市要积极融入国家的丝绸之路规划，并充分发挥“以点带面”和“从线到片”的带动作用，大力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城市外交。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各沿线城市要以建设“草原丝绸之路”为中心，大力发展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莫斯科沿线和大连-沈阳-哈尔滨-满洲里-赤塔-莫斯科的两条经济带，一直伸展到欧洲经济圈，将环渤海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链接起来，相关地区各城市要以建设“沙漠丝绸之路”为依托，将中原地区各城市、河西走廊城市、北疆和南疆城市与中亚、中东、非洲、欧洲的城市链接起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沙漠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南各省区市要主动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通中国西出印度洋的经济大通道。不难看出，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沿线各城市必将迎来一个城市外交的黄金时代。
三是经略周边战略下的大口岸外交。
随着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特别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调整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呈现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态势。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复杂变化，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观大势、谋大事，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提出了经略周边的战略。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央在北京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夯实中国影响力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外交措施上，一些战略资源比如军事资源、执法资源、经济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人脉资源等要向周边地区倾斜投入，推动建设互联互通基础上的高质量自由贸易区，发展形式多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夯实周边战略基础。
中国战略重心的周边转向对沿边地区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意味着这些城市在中国外交战略棋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趋于上升。沿边城市地处祖国边陲，要么是军事要塞，要么是经济口岸和出入境口岸，是国外物流、能源、货物、人员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站，是掌控中外交往洪流的闸门。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在东部沿海地区，造就了上海、广州、深圳、宁波、青岛、天津、大连等港口城市和口岸城市的迅速崛起，比如东北边境的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西北边境的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西南边境的腾冲、瑞丽、凭祥、文山等，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出入境口岸和公路铁路必经之处，而且还是输油管道、特殊经济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经济重镇，随着经略周边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对西北边境城市和口岸城市也将是一个极大的发展机遇。沿边城市今后应抓住机遇，实施以大口岸外交为重点的城市外交，在经略周边和“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枢纽和支点的关键角色。
总之，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城市外交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和边疆城市，都要确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从自身优势出发，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大格局中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根据各自的地区市情，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创新体制机制，奋力开拓中国城市外交的美好未来，为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展开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