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通过推动权力主体的发展以及调整与规范权力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从而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可能。而推动权力主体发展以及调整与规范权力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这就意味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上，就是通过推动政治发展，来达到战略目标实现的目的。其实上，这一路径是辛亥革命以来，现代文明构建所遵循的逻辑与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绎。既然是如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因此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得以发展，具体来说，就是推动了政治文明形态从要素生成阶段向形态整体发展阶段转型，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整体发展。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构建思维转换
所谓政治，就是通过建构与运用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社会秩序与发展。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发现，对于政治来说，有三个关键内容：一是“建构与运用公共权力”，这是政治的主体内容；二是“处理公共事务”，这是政治的行动内容；三是“实现社会秩序与发展”，这是政治的目的内容。任何政治形态下，对于政治来说，这三方面内容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上述三方面内容，政治形态建构所强调的重点以及所凭借的轴心是不同的，由此导致政治形态建构的逻辑与思维存在着差异。
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是在古典政治文明形态崩溃之后，通过长期博弈与探索，才建立起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古典政治文明形态崩溃，意味着作为政治的主体内容的公共权力的缺失。在这样背景下，为了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发展，首先考虑的是建构公共权力。但是，建立什么性质的公共权力以及由谁来构建公共权力，就成为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的构建的首要任务。经过各方博弈以及人民选择，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担负起了建立国家公共权力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公共权力的性质与实现形式也基本确定了，然而不久之后，防止公共权力变质，以及选择与早期现代化组织化诉求相匹配的公共权力具体实现形式的命题又被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克服与早期现代化建设建构公共权力的实现形式之弊病，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从上述分析来看，从辛亥革命到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在推动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主要都是以公共权力为轴心而展开的。
由于现代政治文明形态是从中国之外传入的，并且是通过政党来推动的，再加上建国之后的计划经济与单位社会，使社会主体性严重缺失，因此，党建国家逻辑使建国之后的政治形态建构，主要是围绕公共权力建构与运用中的政党与国家关系处理而展开。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主体要素基本生成之后，政治主体要素不仅仅只有政党与国家，现代社会已经崛起了，因此，如何处理其中关系成为了公共权力建构与运行的新命题。诚然，在处理这一命题时，我们依然可以沿着之前逻辑与路径展开，但是，我们可能会遇到一系列难于处理的理论与价值上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新的思维与逻辑来应对这一政治上的新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解决了这一难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指基于有效处理各类公共事务而来安排公共权力的，因此，它的逻辑轴心是“处理公共事务”与“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发展”。这样就使公共权力建构与安排有了现实依据，而不必陷入价值与理论上的争论，从而实现了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建构的逻辑转换，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一种表现，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整体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与理论指导。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力量现代化的成果以法治方式予以确认下来。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主体要素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开始从主体要素生成阶段，向形态整体发展阶段转型，或者说是形态整体发展阶段开始。在形态整体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主体要素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主体要素的功能得以充分发展。二是要素关系重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主体要素之间关系通过重新调整，实现有机化。其实上，这两方面内容是密切相关，或者说是相互促进的，只有要素关系得到重塑，主体要素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反过来，也只有主体要素充分发展了，重塑后的要素关系才能够得以稳定下来，因此，我们在以下论述中，在有所侧重的同时，也将会对此进行交叉分析。另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上述两方面内容的影响，是综合性起作用的，因此，以下论述时，我们将结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涉及的具体对策，对上述两方面内容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四个全面”与主体要素发展关系。
“四个全面”与市场的功能与作用发展。虽然，只有经过20多年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就在中国已经建成了，但是相对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以及全球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来说，市场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因此，充分发挥市场功能就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嵌入的，是通过党与国家培育后得以发展的。因此，要充分开发市场功能，就必须处理好国家与市场关系，以及党与市场关系。前者，中央重新定位了市场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明确了其决定地位，并提出了建立了市场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等等。后者，通过从严治党，切断权力寻租的制度性与心理性的纽带，建构良好的政治生态。这些措施为市场功能充分发挥创造了体制性与制度性基础。
“四个全面”与社会的功能与作用发展。建国后以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的一元化建构社会方式，使社会主体性严重丧失。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社会主体性开始生成，随着网络社会到来，除了经济领域通过市场实现自我组织化之外，社会领域也开始实现自我组织化。如何整合这些具有主体性意识的社会力量，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文明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措施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涉及到推动社会力量发展的内容。比如，推动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社会领域立法等措施。
“四个全面”与国家的功能与作用发展。虽然，相对于市场与社会来说，国家是强势的，也经过与市场初步磨合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发展以及市场与社会发展，国家作用尚未到位，新的功能尚未生成。为此，推动国家功能发展就成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国家建设的法治化水平；二是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全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三是全面推进司法改革。
“四个全面”与党的功能与作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推动下得以建立与发展的，由此，二者之间就存在着相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建立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也倒过来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需要进行创新与发展。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从主体要素生成阶段进入形态整体发展阶段，同样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展与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推动了党在国家与社会空间内的功能与作用创新与发展。二是从严治党推动了党在建构政治生态等方面功能得以发展。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要素关系重塑
如果说推动主体要素生成与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各要素功能都得以发展，从而实现强政党、强国家与强社会（市场与狭义社会）的“三强”状态，那么，重塑要素关系，就是在“三强”基础上，根据政治文明形态整体发展要求，基于顶层设计，以充分发挥各自功能为目标，重新调整与构建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一般来说，连接政治形态主体要素之间的机制有价值、制度与组织，因此，我们将从这三方面来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塑政治文明形态要素关系的情况。
从价值方面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背后所贯穿的价值主要是以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来勾连政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重塑。关于这方面，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要素关系重塑最重要机制是在制度方面。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明确要素运行遵循的逻辑以及相互之间的边界，使制度重塑有了明晰的根据，如提出了市场的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等等。二是强调了依法治国的原则，使现代政治核心制度基础得以确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各要素的约束作用，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的规定。三是强调各要素内部运行规范与法治之间的衔接，使政治文明形态整体实现制度化，如党内法规要与国家法律对接，并且前者要严于后者。四是推动各要素内部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如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组织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推动党组织发展的组织创新；二是推动党的群团组织的深化改革，使其能够更好发挥联系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作用；三是推动国家结构的内部组织发展，如设立巡回法庭等。
（四）走向有机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整体发展阶段包含了主体要素发展与要素关系重塑两部分内容。如果对这两部分内容的特性进行分析，从而对整体发展阶段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整体特性进行概括的话，我们认为可以用政治形态有机化来表达，或是表达为有机政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判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实现有机化，即走向有机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然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刚刚开始朝有机化方向发展，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与网络化对社会影响的进一步加大，现代社会发展与变化将进一步加快，这就意味着，推动政治形态主体要素功能发展与主体要素之间关系重塑的任务，将处于不断进行中，不能一劳永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