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这显然与我们如何看待市场经济，或更确切地说，与如何看待资本逻辑密切相关。

一个基本事实是，我国在全面实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仅利用了市场，而且利用了资本。所谓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形式。这种配置方式要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者的激励机制结合起来，才能作为现实的生产方式发挥作用。而作为可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财富生产方式。从我国今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提供用来获得更多交换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或者说，我国的整个经济体系都转向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财富生产方式。然而，马克思批评庸俗社会主义者时曾尖锐地指出：“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也因此，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异化劳动、利润至上、两极分化等古典资本主义问题在我国也陆续显现出来。

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具有活生生的矛盾：一方面，在生产领域，价值增值与剩余劳动的生产是一回事，资本对价值增值的追求表现为将剩余劳动的所有界限视为应当克服的限制，因此资本具有无限提高生产力的趋势；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资本的价值增值又要靠工资、靠工人消费能力的提高，因而靠必要劳动的扩大来实现，而这本身又与资本的本质相矛盾，因为资本的增值是通过减少必要劳动、增加剩余劳动为前提的。但是，能够克服资本这种根本矛盾的物质条件，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而这种巨大发展又是除了利用资本而无其他道路可达到。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本身是以“铁的必然性方式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这一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发展阶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是一个自在的过程，但我国无论过去的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自为地进行的。从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观点看，若不能利用资本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就不能真正实现消灭资本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历史主动性，由上而下地发起和推动了这个自为过程。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资本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看，我们所参与或推动的资本生产过程都发生了一些新的重要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逻辑。资本的趋势是要把其生产方式推广到全世界，把所有的基于使用价值的生产转变为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只要这个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结束，资本就还在发展，就不会灭亡。法国学者皮凯蒂指出的导致长期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其根源还是在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运行机制，即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反比关系。因此，皮凯蒂主张的用公共制度和政策来解决生产方式导致的分配不公平，与马克思时代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试图从法律、信用制度等方面对资本生产设置限制一样，并不能根本上改变资本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的界限，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或缓和由此带来的极端的不平等性和冲突。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为宗旨，以坚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依靠，以国有资本为基础和主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就“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做过区分：前者以他人的劳动即雇佣劳动为基础，以交换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生产为目的；后者以自己的劳动（如小农经济）、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为基础。但由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也转向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同时仍以原来的劳动为基础，从而形成一种并列并从属于前者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态。马克思的这一区分说明，即使在“资本为王”的时代，仍然有可能存在着一些与之相适应的过渡经济形态。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马克思的“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新的解释和实践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以多元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从更长远看，也是一种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而且有可能使目前占统治地位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成为过渡形态。

西方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伦理运动表明，“自由企业的恶可以通过立法、舆论和公众监督以及企业本身的自我约束来防止”。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经验而提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也表明了应当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等手段来发挥有利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类型的企业作了分类改革和治理，规定了政府只是转变职能，并没有放弃职能，明确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和导向的企业和生产改革，是在生产方式的性质上，纠正了一些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偏离国有企业的本质甚至沦为高管赚钱工具的倾向。同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加强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产业链问题上、在与国际借贷资本的关系上，改变目前被动和被支配地位的状况。

因此，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概言之，利用市场与资本，不仅仅在于用社会主义的目的性设置来引起市场化、资本化的经济过程，更重要也最棘手的是，这一目的性设置应该体现在对这种经济过程的主导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应当体现在宏观调控对公众利益的维护上、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上，体现在不允许古典资本主义的“恶”的泛滥上，体现在企业和社会的公众利益的代表上，体现在公众利益的更加直接的表达上，也只有在这些意义上才可以说，我们确实是在利用市场、利用资本，进而使那些在马克思看来只能用人类头骨做酒杯的“异教神怪”，真正被改造成为新社会大厦的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