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全球生态治理的人类共识逐步形成。全球生态治理背景下的生态经济研究如何进行？这已成为国际生态经济学界共同探讨的重大前沿问题。8月14—16日，“生态经济研究前沿国际高层论坛”在山东滨州举行。海内外50余位学者围绕全球危机、人类共识与生态治理、生态治理背景下的生态经济问题、生态经济研究的国别（地区）比较等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出席会议，并发表致辞。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要求
蔡昉表示，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继续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如果说，某种程度上过去的认识是将资源环境当作保证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工具的话，现在已经提升到将其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以前我们经常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现在我们的认识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正是发展观念转变的体现：不仅仅是为了GDP保护环境资源，资源、环境、生态，更蓝的天、更清的水、更清洁的空气……这本身就是我们发展的目的。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将实现良好生态环境涵盖在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中，由政府承担起这份责任，体现了先进的执政理念。
有人评价我国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有关节能减排问题的重视，是被动应付国际压力。蔡昉表示，这样的认识是一种偏见。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是国际性话题，而中国是全球的一部分，我们对环境资源的重视恰恰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自觉与主动；同时也应该看到，发展生态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内生的必然要求。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康世坦也认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纪元）已经开始，人类应打破对“为了经济增长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发展模式的依循，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理想的，内生于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中的经济。
生态与经济如何协调发展？生态经济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康世坦对“生态经济学”的定义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阐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正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这些问题没有被现存的任何单一学科所覆盖，而生态经济学则试图在它们的交叉领域作一个尝试，积极应用新角度、新手段研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联系。”
恒态经济符合发展需求
生态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理清物质财富与生态资产之间的关系。多位学者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概念，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及产生这些服务的自然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福利作出贡献，因而代表着地球总经济价值的一部分。康世坦等学者据此评估了16个生物群落的17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就整个生物圈而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平均每年为33万亿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生态文明范式下的经济形态应该是可持续增长的恒态经济，在生态边界内，将技术效率作为可持续增长因子。在他看来，工业文明难以突破消费饱和、资源约束、资产存量饱和三重“天花板效应”。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发展体现了发展范式的转型，其核心在于从利润最大化到价值最大化的转变。也有学者提出其他形态的转型经济，然而，像“静态经济”、“零增长经济”等经济形态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
基于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周提出生态保护方案，根据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和模拟市场法估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存量和增量，以增量为依据为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的贡献者付费。从制度创新入手，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将自利目标与利他目标统一起来，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人与自然和谐。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与谈判入手，形成并实施具有共赢性质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
生态考量进入中国经济学视野
中国生态经济学正在为生态文明提供理论基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董锁成认为，伴随人口急剧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源环境危机等问题要求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发展经济，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严峻的现实呼吁生态考量进入传统经济学视野，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不甘人后”。董锁成基于自己在西部地区、黄土高原等区域生态经济的考察与研究， 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区域生态经济学科体系”的构想；基于生态经济的演化经历从低效到高效的历史过程，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提出建立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有机统一的高效经济形态。
董锁成表示，中国生态经济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创建学科，普及宣传生态经济知识；科学实验，特别是生态农业的成效影响深远；发展生态经济，推动生态与经济协调持续发展阶段；加强学科理论与方法创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近年来，从城市到农村，从平原到沙漠……中国生态经济学者以扎实的调查和分析，对中国当前的生态与经济状况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为学科发展、中国乃至全人类生态环境保护与共同发展贡献了智力成果。
该会议由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高效生态经济研究泰山学者岗位、山东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软科学研究基地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