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与现代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时，催生了多个全新事物，网络政治参与就是其中之一。传统的政治参与，主要通过利益团体、政党集团、新闻媒体等渠道，将需求输入政治体系。网络因传播速度快，信息处理强，受众面广，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对某一议题的集中关注和跟踪调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该议题进入政策过程的可能性大增。当网络政治参与被舶来中国之后，迅速在中国获得极大的实践互动。国内民众借助互联网的互动、快捷、隐蔽等特性，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和政府事务的管理中去。国内民众为什么如此钟情于网络政治参与？

现行政治参与渠道亟待进一步畅通，未能充分满足民众意见表达的需求是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协制度、人大制度相继建立，在反映民意、表达民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不断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制度化前提。但是，大多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来自基层的普通民众比例不高，普通百姓的想法需要通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间接表达。网络技术因其自身的直接性、快捷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公众意见能在短时间内汇集和聚焦，并吸引广泛的社会注意力，使之成为公众议题和政策议题，直接迅速进入到政策议程中去。特别是近几年发生的网络事件，使得公众对网络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期待。民众利用网络参与到政治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对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许。

现代化过程中公民意识的培养和主体性增强是原因之二。现代化不仅是器物层面的，更是思想层面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过程进展迅速，思想层面的现代化也在推进。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民众逐渐习得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群体。这部分社会群体不仅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愿，也有参政议政能力，会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去参与到政治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

网络技术的自身特点有利于公众政治参与是原因之三。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没有类似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曾描述到，“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网络作为开放的电子舆论空间，任何个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供他人阅读的网页，也可以通过论坛、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多种形式与多人在同一时间分享信息，从而开辟了直接民主的新形式。在网络社会中，公民不需要由他人来代表自己投票表决，自己就可以直接发表意见。个人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向政府提出要求和建议，对政府的工作提出看法和批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网络的这些特点，使得民众在瞬间拉近了与政府官员的距离，拉近了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网络使公众能亲身参与到与政府机关的互动，更能体会到政府机关的回应，并且可以直接监督这种互动和回应。这激发起民众强烈的参与热情，为公民意见进入政府过程打开了宽敞便捷的大门。

普通民众的“围观”、“起哄”等非理性行为是原因之四。网络社会中，一个小事件容易在论坛中被围观，被热炒，以致不断发酵，上升为论坛主题帖，被更多的论坛转载，成为网络社会的一时热点。在这一过程中，不乏真心解决问题的，但网民的围观和部分网民的起哄，容易使事件扩大化和复杂化。部分社会民众不加辨析地围观、传播，使得单一事件在短时间聚焦了巨大的注意力，成为网络社会“街头巷尾”讨论的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式网络政治参与的燥热，一定程度上是有公众起哄的非理性成分的，容易造成网络社会中“多数的暴政”。

网络政治参与自被引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较多关注其给中国式民主带来的活力和发展机遇，为广大民众扩大了参政议政的渠道，加强了网络监督，拉近了政府和公民的距离，使得公共决策更为科学化。但由于网络政治参与理论缺乏辩证分析，过分突出基于虚拟空间的政治参与功能，不仅有损于现实生活中的民主政治参与，也不利于网络政治参与自身的健康发展，亟待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创新，提升网络政治活动参与中国政治过程的水平。

技术为政治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也带来新的契机。当新生事物出现在不同国家时，必然与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文化情境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各国应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网络政治参与模式。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