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到底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统帅？对此，许多人至今认识模糊。表现上看，抗战时期，蒋介石是中国国家领袖，是中国正规军最高领导人，他也主张抗日，指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日军打了不少仗。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并于1943年11月代表中国出席由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盟国会议。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蒋介石虽然没有参加，但会议公告发表前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这两次会议形成的文件确实部分地维护了中国权益，使中国在世界上有了一定影响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重庆以国家领袖身份乘车与大众共同欢庆胜利，接受了不少人的欢呼和敬礼。但是，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以及对形成战后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雅尔塔会议，则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甩开了蒋介石。个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上述三个强国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不是真正的统帅，或者说他没有起到统帅的作用。
那么，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实际起统帅作用的人是谁？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真正起到了作为统帅应该起到的作用，而蒋介石却没有。
事实非常清楚，道理也极为简单：率先举起抗日大旗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制定出持久抗战总战略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制定抗战基本作战方针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构建中国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抗战格局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坚守中国本土抗战根本原则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真正造成人民战争局面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在抗战最艰难岁月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一句话：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真正做到了一个统帅该做的事，起到了作为统帅该起作用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毛泽东是抗日战争的真正思想统帅。
率先举起抗日大旗
1931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频繁挑起事端，侵占华北，进而谋图侵占全中国。英、法、美统治集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坐看中日矛盾扩大，以收渔翁之利。蒋介石却错误估计形势和西方强国本质，认为日本不想灭亡中国，英、法、美也不能让日本灭亡中国，中国只要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忍让和不抵抗政策便可苟安。看出日本图谋的毛泽东一方面揭露日本的阴谋和英、法、美政策的实质，一方面批评蒋介石，说：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侵占中国，只是其野心的一部分，其更大的野心是要独占西南太平洋。英、法、美的政策是损人利己的；日本就是要利用英、法、美的损人利己政策趁机扩大侵华。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937年初，毛泽东已经预料到日本将马上全面侵华，并且率先提出，如果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必须立即抗战。这年的3月1日，他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话时强调：“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毛泽东还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毛泽东还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关于中日两国是否应该进行谈判，毛泽东说：我们不拒绝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能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毛泽东断定：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细致的方案。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五项主张。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民党存在的妥协退让危险倾向，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进一步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为世人所折服。他的敏锐洞察力，源于科学的分析方法。他透过种种现象、假象，牢牢抓住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因此，能够准确预见德、日、意的侵略行径，同时预见这种侵略必然导致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冲突，爆发新的战争。此后毛泽东多指出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必然性。毛泽东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本质深刻分析的这种科学预见，是他率先举起抗战大旗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蒋介石。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助长了日本侵占华北的野心。1937年7月17日，在“七七”事变已经发生十天之后，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自己承认：“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说明他自己承认此前对日是一味妥协退让的。在“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已成事实时，蒋介石在这个声明中仍然强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他在声明中最有力量的话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句话，仍然建立在“如果”这样的前置词的推论上。而事实上，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北方大部分领土并且开始向中国南方进兵了。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前，没有料到日本将全面侵华，期待西方强国制衡日本，将国民党主要兵力用于“围剿”红军，而日本已经全面侵华时，他的抗日决心仍然没有下定，语言依然含糊。显然，他没有起到抗战统帅应该起的号召作用。而毛泽东则基于前述精确判断和正确预见，于1931年就及时提出日军侵华的必然性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1935年毛泽东提出抗战不可避免；日本侵华，中国应立起抗战。“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在他起草和发表的电文中，率先提出全国抗战的五项主张和八大纲领，在全国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充分起到了作为中国抗战统帅应该起的号召作用。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毛泽东就基于国际国内矛盾的总体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日本全面侵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当务之急是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挽救中华民族。毛泽东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国共两党联合为基础，因此他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但蒋介石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却根本没有想到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反，他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思路，在日军已经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军队一再败退的情况下，他却调动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开赴江西等地“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日本正是看准蒋介石不能集中军力抵抗的弱点，于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在日本加紧灭华已经十分明显时，毛泽东再次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胞书》，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但蒋介石却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置之不理。不仅继续调动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军，还命令从东北退到陕北的张学良部队、盘据山西的阎锡山部队等加紧堵击红军。日本军队趁机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方。
在民族危亡时刻，毛泽东再次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在共产党内进一步统一了思想。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他根据对国内力量和国内外力量及矛盾的分析，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特别强调：“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会后他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理论阐述。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会后报告，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中，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强调，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可见在毛泽东心中，要抗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至关重要。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从国统区下层和上层两方面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下层，毛泽东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对上层，毛泽东先做蒋介石之外国民党军队将领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1935年12月5日和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两次写亲笔信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他在信中提出，在亡国灭种之日，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而战。“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写道：“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呼吁阎在抗日问题上能有觉悟。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如果宋哲元能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红军将全力协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抗日英雄。1936年8月14日和10月25日，毛泽东先后两次致信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提出：全国各界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先生如能毅然抗战，红军决定为傅作义的后援。信中还称赞了傅作义的抗日行动“气为之壮，诚属可敬可贺。”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桂系要人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提出：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双方有必要订立抗日救国协定。抗日救国是双方订立协定的端点。同日，毛泽东致信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东北军“少帅”、代行蒋介石总司令职权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提议：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此外，毛泽东还主动做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高官的工作。1936年，毛泽东先后致信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以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陶行知、沈均儒、邹韬奋，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北大著名教授许德珩、马叙伦等，提出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接着，毛泽东直接给蒋介石亲信人物写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肯定了他的抗日言论，同时提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信中引用《三国演义》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危亡时国共应合作抗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直接做国民党中央的工作。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国民党书中表示：“早已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率红军将领致信蒋介石，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信中非常诚恳地写道：“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毛泽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西北，红军与奉命前来“围剿”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了局部停战，并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同盟。
但蒋介石却没有抗日大局意识和容纳各方力量挽救民族的胸襟，在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亡国在即之时，他继续调动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并且催促西北各军事实力派进攻红军。蒋介石不顾国家命运的行为，激起了国民党主张抗日力量的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并逼他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敏锐感觉到，这是争取蒋介石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时机，他不仅力主不杀蒋，还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为了最终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主要内容的五项要求，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消灭共产党的主张，致使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一拖再拖。国共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 “七七”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阎锡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商谈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商谈中，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尽波折，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蒋介石在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过程中，却始终抱着削弱、压制共产党的政策，军事上限制、围困甚至直接打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制造摩擦，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采取的政治打击和军事进攻的办法，包括偷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围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试图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中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供给等等。从1939年至1945年这6年间，由国民党挑起的国共之间的局部磨擦一直持续未断。尽管如此，毛泽东采取的基本方针是：防备和回击国民党的限制、围困和军事打击，但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使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一直坚持毛泽东的这个方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创造这一条件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
制定持久抗战总战略
“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进军迅速、急欲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强敌，中国应该怎样抗战？抗战的总战略是什么？包括国民党军事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都没有考虑清楚。抗战一开始，蒋介石的基本打算是在正面战场上采取硬打硬拼的单纯防御战来对付日军，用正规军与日军对抗，企图用拼力量的办法，在短期内击败日军，至少阻止日军进攻。他向北调动数量与进攻之日军数量相当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但被日军击溃，没有阻止日军向南进军。淞沪抗战，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接着，蒋介石仍然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对决，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被动局面，上海沦陷后，接下来是南京失守、武汉失守、沂口失利。在一系列失败面前，蒋介石仍然抱着用正面战场决斗来打败日军的梦想。结果作战十分不利，国民党一败再败，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应该肯定的是：他在抗战已经全面打起来之后，并没有确定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对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精英”们的这种状态，说过这样一句带有宽容意思的话：大多数人不了解抗日战争的性质，一半是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不够，一半也是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尽管毛泽东宽容，但蒋介石等人没能拿出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最早考虑此问题，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提出正确的抗战总战略的，是毛泽东。
在抗日战争尚未开始时毛泽东就预见到：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说过：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实话。早在1936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是一个重要事件，对蒋介石，对毛泽东，震动都很大。因为这一事件带有标志性：此时从“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只打了4个月，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迅速，中国军队处处被动。蒋介石受震动之后是情绪消沉，对抗战胜利失去信心，开始寻找妥协之路；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则通过深入思考进一步发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他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开始注意正面战场的局势，开始考虑全国的抗战全局问题。他通过对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战持久战总战略更加坚信，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议国民党采纳。
毛泽东提出上述建议后，根本没有形成中国抗战总战略的蒋介石费尽心思，猜疑起来。一方面，他是军事行家，从军事角度考虑，感到毛泽东的建议高明，与日本人打仗，确实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他又想到，毛泽东同自己打了十多年的仗，怎么会有好心提醒自己呢？几经犹豫，蒋介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使蒋介石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地区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防，从而对日军进行持久抗战的机会。日军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的领土。但是，国民党军队毕竟数量多，又陆续将主力撤至西南，而西南地区山多路险，易守难攻，日军打下武汉后，再也难以组织起有力的攻势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地区了。日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灭亡中国，已经成为现实，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的预见的准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正面战场也必定是持久战。毛泽东从猜疑心极强的蒋介石没有采纳他提出的持久抗战总战略这个事实中认识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进行了深入思考，初步形成的认识是：中日战争的持久战，决不是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造成的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就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就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说：“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毛泽东的方针是：把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化为游击根据地。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毛泽东深入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的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力转向华北，专门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是继续向南进攻，打武汉、广州。对日军动向的准确判断，是确定我党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集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来研究收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彻夜不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中国抗战持久战的总的战略思想体系。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盲，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战总战略写出来。
1938年5月底，毛泽东动笔写作《论持久战》。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但一开始还没有《论持久战》的书名，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他在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著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毛泽东的写作过程，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投入紧张的工作，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进行及时分析和正确指导，对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还要起草电报，读书读报，研究问题。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来在油灯下写作。好在当时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他自己说过：我习惯晚上写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笔者曾经参观过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小屋子，即使是白天，里边光线也很暗，屋子里放着一个不大的旧式木桌，一把旧椅子，桌子上有一盏小油灯，有一支毛笔。毛泽东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用这支毛笔写下了确定抗日战争总战略的雄文《论持久战》。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毛泽东丝毫也不晓得，直到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毛泽东，毛泽东才知道，卫士们进来给毛泽东换了一双鞋子之后，毛泽东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毛泽东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的寡助。中国方面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政治组织力量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支援中国的。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毛泽东论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它的发表，不光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念，而且产生了一个连毛泽东也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在中国人民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要共产党内，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据邓力群同志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程思远先生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当提到的是《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论持久战》在海外的影响：《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经过宋庆龄组织人进行一番努力，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得到了回报：《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文稿。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抗日战争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一百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制定了对日作战基本方针
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根据日本军事力量强而中国军事力量弱，但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山川河流纵横，地形复杂，日军后方留下许多空白地方，抗日战争犬牙交错的特殊态势，以及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普遍仇恨等情况，提出了坚持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的具体战略方针。这个克敌制胜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即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坚持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战略的反攻战。
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系统阐述了上述战略方针。毛泽东对他阐述的这一战略方针极为重视，在时隔将近两年之后的1938年5月《论持久战》成文时，专门将他与斯诺谈话时阐述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的论述摘录出来：“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毛泽东制定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核心点是：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这是与持久战略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真正执行这个方针，才能真正做到持久抗战。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方针。
1937年7月底至8日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937年8月4日，以洛甫、毛泽东联合签名形式，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发出指示，请他们用中共中央对抗日国防重大问题全面意见的方式，将他考虑成熟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结合当时战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九点具体建议：（一）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二）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三）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不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四）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五）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六）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八）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九）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此后不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交给国民党政府。“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补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份给国民党的文件后来作为重要文献收入《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中。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代表中共中央去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周恩来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发言，对这一方针作了详尽阐述，并且具体发挥说：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
毛泽东还直接致信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对日作战，不应单纯防御，而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国民党把近百万军队都退到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军占领，则将形成极大的困难。因此，总的方针应该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制定并通过中共中央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方式向国民党提出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以及他直接给蒋介石的建议，虽然启发了国民党，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一定作用。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仅不是这个作战原则的提出者，而且对相关全局问题缺乏考虑，在实行中总体偏离。因此在中国军队人数大大多于日军情况下却一败再败。全面抗战打响后，蒋介石表面上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但他根本没有理解毛泽东阐述的持久战略的实质，更没有认识到持久战略是与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个对日作战基本方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把持久战略浮浅地理解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对持久战整个内涵缺乏认识，因此，他指挥人数远远多于日军的国民党军队，只采取节节抗御的阵地战方式作战。虽然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精神值得称赞，但终因蒋介石没有真正接受、更不能得力实行毛泽东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而一败再败。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包括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22次大规模对日军的会战，但绝大部分以失败告终。1937年秋的淞沪抗战，国民党调动70万军队，其中包括蒋介石嫡系德械部队数十万，对付30万日军，但蒋介石只打被动防守的阵地战，中国以军队伤亡25万人的代价，只杀伤日军4万多人，最终以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告终。南京保卫战，国民党约15万军队凭借工事防守，日军10万人进攻，5万人迂回，实际作战大体是1比1。当时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规模，国民党军队完全可以坚守相当时间，但蒋介石却将13个师的兵力全部集中到南京城内打被动防守的阵地战，这显然是军事上的重大失误。如果蒋介石在南京城外部署三四个师，与城内军队夹击日军，或者在日军后方袭扰日军，战役结果会大不相同。如果蒋介石急调江北胡宗南部和汤恩伯部从侧背击敌，日军可能遭到惨败。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被动防守，指挥混乱，最终南京被攻陷，日军损失3万多人，中国有10万军人被俘后全部被杀，在随后的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又屠杀了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中国方面损失惨重。在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均节节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也开始频繁反攻夺回大量被日军侵占领土的情况下，由于蒋介石仍然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他指挥的正面战场却连遭大败，不光丢了6000万人口的广大区域，还损失几十万人，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有40个师的装备落入日军之手。要知道，蒋介石1944年的大失败，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掌握制空权一年多，军事装备质量早已经超过日军，军队的数量更是大大多于日军的情况下发生的。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蒋介石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战术呆板，只防不攻，致使国民党官兵死伤320万人。而日军损失仅为40多万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蒋介石自己没有拿出一个正确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又不愿意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所致。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早就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制定了对日作战基本方针。1937年8月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彪：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毛泽东制定的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在国共开始合作抗日后，毛泽东指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迅速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前途，而且极大地支撑起全国抗战大局，使中国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发展。在共产党方面向蒋介石明确提出毛泽东制定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而蒋只在表面上接受但实行中基本偏离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坚持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发动、组织群众，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造成了人民游击战争局面，将日本侵略军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同毛泽东所形容的：日军就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就把它吓一大跳，这头野牛非烧死不可。日本侵略者也哀叹：“战场犬牙交错，变化无常，连中国军队的位置都不知道，已经占领的地方仍然潜藏着中国的军事力量。”事实正是如此，共产党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支持了全国持久抗战局面，逐步转变了敌我力量对比，直到抗战最后胜利。
创造了抗日两个战场呼应的战争格局
在蒋介石只是表面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对日作战基本方针而在战争中没有真正实行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毛泽东指挥下，展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这就创造了中国抗日战场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呼应的战争格局。
这种战争格局的形成，对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这种战场格局后，抗日战场就形成了五个事实：第一，中国军队可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配合作战，形成前后夹击日军之优势。第二，日军后方不稳，不敢集中更多兵力南下参加正面战场作战。第三，敌后战场上的游击战和破袭战使日军供给线不能畅通。第四，敌后战场上的大量日伪军被消灭，使日军不能建立稳固的汉奸政权。第五，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实行全民武装全民参战，真正形成了全民抗战局面。这五个事实，说到底就是中国军队形成了五大优势，相反，日军产生了五大劣势。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存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抗战初期形成了相互商定的战役配合，阻止了日军攻势，歼灭了大批日军。在抗战中后期，则形成了虽然不是事先商定，但两个战场确实存在战略配合的局面，使侵华日军陷入不能首尾兼顾的被动局面。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辟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使抗日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在相持阶段，日军不得不使用侵入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兵力，来对付在敌后不断袭击日军的共产党军队，守卫他们已经侵占的广大地方，这样，就极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而正面战场的存在，也使日军不能不在正面战场保持大批兵力，不能回头全力对付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两个战场的形成，使日军刚刚进入中国内地，就不得不分兵应付正面和敌后两方面的中国军队，尤其是不敢调动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到南方参加正面战场作战，因为日军十分清楚，关东军南调，共产党的军队势必在苏联军队支持下收复东北，日军将更加陷入首尾难顾的局面。因此，在中国已经形成两个战场的情况下，日军前不能集中兵力突破凭借云贵川险峻地势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防线，后不能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北方和华中不断挺进敌后开展的运动战、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日军始终没有摆脱战线过长，首尾不能相顾，军事上难有大作为的局面，显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弱点。日军开始侵华时制定的“巩固后方，以战养战”的战略，化为泡影。两个战场格局的出现，也使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日军打消了进攻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占领西南，从而占领全中国的意图，转而试图“剿除”八路军、新四军。在两个战场夹击下，连日本人都看出，中国在持久战中迟早会打败日军。
实事求是地讲，蒋介石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在敌后发展壮大，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之后，也认识到了建立敌后战场、形成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配合局面的重要性。他曾从国民党军队中抽调精锐，组织“游击军”，深入日军占领区域，也想仿照毛泽东的办法，创建由国民党自己领导的敌后战场。
1938年冬，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随后，蒋介石即着手组建国民党“游击军”，深入敌后与日军作战。抗战八年，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游击军，最多时曾有近百万正规军和近百万游击队，最少时也有几十万正规军和几十万游击队。而且蒋介石曾将国民党“游击军”分为“游击正规军”与“地方游击队”两大部分。但是，蒋介石搞的“游击军”不仅没有起到开辟敌后战场，牵制、打击日军的作用，却大部分被日军消灭或者打回西南国统区。
出现这个结果的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条，蒋介石从心里只把敌后游击战作为正规战的一种，从来没有把它提升到抗日战争基本战略的地位加以考量。1938年初，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上说：“现在社会一般人士，认为游击队与别动队没有分别，这是极大的错误。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是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别动队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机关团体集合本地的武装民众，聘请军官训练、统带，来担任一种别动的任务，如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现在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可以说是担任这种别动任务的别动队。这两种部队的分别，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规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遂行一种别动任务的，叫做别动队。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从蒋介石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蒋介石胸中从没有形成两个战场格局的战略思维。他的心中只有正面战场上的节节抵抗“以空间换时间”，等待国际支援这一种战略思维，他向敌后派兵，只是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手段袭扰一下日军。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一开始就从战略高度谋划创建两个战场的抗日战争格局。他在抗战初期给彭德怀的信中指出，共产党要搞“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的主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毛泽东的战略谋划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局面在抗战开始不久就形成了。第二条，国民党的“游击军”不是人民的军队，根本不敢同日军打硬仗，是真正的“游而不击”。连国民党军队一级上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委会四巨头之一的徐永昌在日记中也如实记述道：“游击军”的“伤兵（轻伤及伤愈者）、交通（不善运用及扣车扣船）、游击队（未游击敌人先害及人民）为今之三害。”因此，国民党的“游击军”得不到人民支持，在敌后站不住脚。他们根本担负不起创建敌后战场的担子。真正担负起创建敌后战场重担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战争的实际已经证明：中国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格局的出现，是持久抗战局面得以形成，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构思并创造抗战两个战场战争格局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
坚守中国本土抗战的根本原则
日本全面侵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客观上打破了轴心国的国际战略配合，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亚洲主战场。作为军事大家的毛泽东清楚，只有保持中国军队实力，从而保持中国军队在中国本土与日军有力对抗的局面，才能保证中国这个反法西斯亚洲主战场的存在，才能拖住日军，打破轴心国联手统治世界的美梦。如果不存在中国这个亚洲主战场，或者这个战场被日军彻底打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陷入极大被动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而为了保证中国这个反法西斯亚洲主战场的存在，根本原则是坚守中国本土抗战的根本原则。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毛泽东坚守了这一原则。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危急。斯大林非常担心日本从中国北方进攻苏联。如果德日两国夹击苏联，苏联将会灭亡。由此他形成一个战略考虑：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北上进击日军从而拖住日军。因此，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多次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在苏蒙边界处牵制日军，防止日军威胁西伯利亚地区。毛泽东以世界战略眼光，坚持中国本土抗战根本原则，回电斯大林，如实述说了这样做对于中国军队极为困难的理由，拒绝了斯大林这一要求。尽管这引起了斯大林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猜疑，招致苏联顾问的责问，还引发王明在中共中央内部与毛泽东的争吵，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动摇这个原则。1941年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决定调动苏联西伯利亚军队回援莫斯科，又担心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趁机北上攻击苏联，又给毛泽东发电，要求中共派部队火速到长城内外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斯大林，实事求是地述说了中国军队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尽管样做遭到苏共政治委员、共产国际总书记吉米特洛夫的责问，毛泽东决不动摇。1942年7月，德军动用150万兵力围攻斯大林格勒，并于9月攻入市区。斯大林担心日军从北方进攻苏联，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求中共派一、两个师道内蒙和外蒙边界处，接受苏联提供的武器。毛泽东回电斯大林，讲明这个方案难以实现的理由，还责成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在重庆的苏联人解释。1943年初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电报，要求中共抽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牵制日军。毛泽东考虑，这样调动，仍然是在中国本土，并且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略展开有利，便调动部队布置在长城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渗透。
毛泽东所以屡次拒绝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派兵北上的要求，根本点就在于他坚守中国必须坚守中国这个抗战主战场的存在和中国抗战利益的根本原则。战争实践证明，毛泽东坚守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而蒋介石则没有毛泽东这种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于胸怀的基本素质，更没有坚守中国本土抗战根本原则的意识。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连连失利，日军迅速占领原属于英美势力范围的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日军占领的国家，英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正式向中国提出，让本来在中国本土坚持抗战就十分艰难的中国军队远征缅甸。蒋介石置中国本土抗战利益于不顾，很痛快地答应了。1941年12月23日，中英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实际上与英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其结果，是在国内战场难以支持的情况下，又自动将中国绑在南亚英国战车上。第二年1月，日军开始攻击缅甸英军，英军不堪一击，全线败退，日军迅速进逼仰光。英国即依中英刚刚签订的协定，要求中国出兵入缅援救。蒋介石于2月16日下令中国装备最好编制最全训练有素属于中国精锐部队的第五第六两军（后人俗称“远征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与早已经准备好坚固工事的日军开战，并且将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英缅军总司令胡敦。而英国人为了自身利益，跟蒋介石开了一个大玩笑：正当中国远征军兼程挺进缅甸时，英军却于３月８日轻易放弃仰光，向印度后撤，中国远征军陷入孤军作战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虽不再同意让英方指挥中国军队，但仍把指挥权交给了美国人，让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国远征军总指挥的身份赴缅指挥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而无论是胡敦还是史迪威，都为了保护他们自认为属于“优等种族”的英国军人生命安全，让中国远征军在南亚与日军主力拼杀，他们的战略意图就是让中国军队缠住日军，自己则退出战斗，从而达到把英国远东战略基点转移到印度的目的。因此，中国远征军在英国人和美国人指挥下，不断向南推进，与日军英勇拼杀，却孤军深入，始终未能得到英军的有力配合。中国军队付出了牺牲数万训练有素的军人，损失对中国军队来说属于最优良的几个师的装备的巨大代价，掩护几千英军退至印度休整。５月上旬，中国远征军因战局失利而开始撤退。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的中国远征军在撤回国内和退往印度的途中又损失巨大。赴缅10万精锐之师到８月初撤回印度和滇西的仅有4万人，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但蒋介石仍然没有坚持本土作战的打算，于1943年2月设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还要为了英美军队利益，协助他们反攻缅甸。1943年10月，蒋介石还制定了一个代号为“安纳吉姆”的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先后对日军实施反攻，于1945年1月打通中印公路，两军胜利会师于芒友，但中国精锐部队却损失巨大：先后两次派出40万中国精锐部队赴缅作战，损失20万人。
在中国军队抗战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派兵远征缅甸，虽然有保卫缅甸这一战略要地和中国西南大后方安全的考虑；中国远征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俘获大批日军；中国远征军人的英勇精神也永远值得后人赞颂。但是，蒋介石派远征军开赴南亚作战，总体上是为了迎合英国和美国的需要而削弱中国本土抗战力量之举，而且，蒋介石将国民党的精锐之师都交给外国人指挥，使中国精锐部队几乎损失贻尽。这是违反立足中国本土抗战根本原则，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决不是一个国家战时统帅的应有作为，势必损害中国抗战整体利益，进而也损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事实正是如此，到太平洋战争后期，当中国有机会开始对日军反击、美国和苏联也期待中国能从本土对日军发起强力反攻时，蒋介石已经没有力量对日实施反击作战了。而恰恰在此时，由于毛泽东坚守中国本土抗战根本原则，保存并发展了敌后抗日武装，在对日反攻作战时机到来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日军发起了强力反攻，这也使中国两个战场的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敌后战场成了对日反攻的主战场。连日本人都承认：“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在对日反攻阶段，一直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看清了国民党军队这种现状，他甚至希望日本投降的时间推迟一些，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全被共产党夺过去。”
由上可见，在抗日战争中，做到了一个统帅该做的事，真正起到统帅作用的，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