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假设，笔者之所以用“假如”，是因为在当今一些对历史知之不多的人口中，常常听到对中国抗战的议论：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打了22次大会战，蒋介石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没打什么仗，充其量也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打了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两个战役，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上述议论演绎的结果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上，也随处可以找到这种观点的影子。难道这一观点就是历史的真相吗？
稍稍懂得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观点是受了台湾网站和大陆一些极端观点的影响。每到抗战胜利纪念日之际，在台湾的网站上都会发布信息：在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打了22次大会战，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直到2011年7月，台湾省政府编辑出版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65周年特展专辑》一书，时任台湾最高领导人的马英九为此书作序时还宣称：“这些历史照片有力地证明了当年对日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历史事实”。国民党在22次会战中“牺牲了322万官兵，包括200多位将领”。在书中和马英九的“序言”中没有找到一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照片和文字。
台湾网站为什么会这样宣传，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受了蒋介石和陈诚当年的宣称影响所致。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抗战，蒋介石与陈诚当年就曾宣称：中共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打游击是“游而不击”；二是从两岸的现状与未来的角度考量，防止被矮化、边缘化，因而习惯于以“正统”自居，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三是出于对大陆不满意的掩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以来，大陆学者包括官方书籍在抗战史研究上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当然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做了客观分析。大陆方面对抗战史研究的这一深刻变化，台湾方面当然有所认知，但对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观点仍不满意，故而在网站上发布了上述信息。
对于如何认知这一段历史，尽管两岸官方和学者均有不同观点，但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是：
一、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日本全面侵华爆发后中国能否从内战过渡到全面抗战还是一个未知数
谁都知晓，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16年间国共两党经历了合作与分裂的局面：1924年到1927年7月国共两党的合作，造就了北伐大进军的波澜壮阔局面；而1927年到1937年国共两党的分裂与10年血腥厮杀，又为外寇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国民党作为执政和强大的一方，这一历史责任当然由他来负。特别是在日寇制造济南惨案的情况下，国民党竟答应日寇取缔反日运动，蒋介石还命令军队绕道北伐。这种屈膝政策，必然招致对中国怀有强烈野心的日寇的侵略步伐。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竟然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日寇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进攻长城与华北事变。由于国民党当局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因之有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没有正式签字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对于为什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与签署上述屈辱协定，蒋介石自己解读为抗战准备不足，中国是一盘散沙，进行抗战还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蒋介石的挚友戴季陶抨击为“误国”；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更是与之相对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何香凝女士送给蒋介石一条裙子，并且提上一首诗加以讽刺：“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国民党内尚且如此，作为被“围剿”对象的中国共产党对其误国政策进行了坚决批判，并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随着日寇侵略野心的进一步暴露和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将“反蒋抗日”逐渐调整为“逼蒋抗日”和“联将抗日”，为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提供了前提。华北事变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压力与出于维护政权的考量，国民党在五大上宣称要抗日，但仍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还准备发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第六次“围剿”。
事实雄辩说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没有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很难放弃其内战政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时能否从内战走向抗战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抗日之事。
二、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顽强抵抗，抗战能否进行到底也未可知
提出这一问题并非否定国民党的抗战地位与作用，而是意在说明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顽强抵抗，才有了国共两党携手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辉煌篇章。此说并非虚言：
第一，抗战期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蒋介石总是犹疑与摇摆，而共产党则坚决反对任何对日妥协与投降的行为。8年全面抗战期间蒋介石是始终抗战的，而且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他不仅是中国的委员长，而且是中国战区司令，并同美英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但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蒋介石国民党总是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在全面抗战之初他们表现出很高的抗日热忱，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就曾宣称：只要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国民政府也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和宣布《抗战建国纲领》，坚称“抗战到底”。而另一方面随着日寇对华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时，国民党抗战营垒发生重大变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蒋介石集团在坚持抗战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极大地动摇性。一是蒋介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强调“抗战到底”是指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局面；二是在外交政策中提出了“抵抗中求和平”、实施“抗战外交”与“和谈外交”的措施；三是有宋哲元求和、陶德曼调停、高宗武秘密使命、孔祥熙与日本人秘密往来等一系列的妥协活动；四是相持阶段到来之后逐渐采取了消极避战与加紧反共的举措。国民党抗战态度的重大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全国抗战局面。针对抗日营垒中出现的危机，中国共产党毅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正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进行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促进全面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中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上，国民党军队将领推崇毛泽东。在抗战战略指导方针上，国民党在抗战爆发后不仅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略”，而且抗战也是比较积极的，涌现出许多像吉星文、佟麟阁、赵登禹和谢晋元等抗日英雄。那为什么打了许多规模较大的战役，其结果总是以丧师失地和失利、最终退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而告终呢？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执行“持久消耗战略”过程中，既不能很好地把握战争特点与主动权，又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而是奉行了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而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在军事战略指导方针上虽有论述，但未升华到理论层面，致使国军作战总是不能出奇制胜。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军队虽然浴血奋战，打了不少战役，但其结果比抗战初期还惨。共产党及其军队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开辟敌后战场，不断重创日寇，根本原因就在于执行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作为中共最高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其《论持久战》的文章中，从分析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入手，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并根据这一规律科学预见了中国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历史的发展基本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来运行的。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抗战也产生深刻的影响。据程思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就连一位外国记者也如是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第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是抗战的主角，但在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逐渐成为抗战的主角。抗战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力量的悬殊，从而形成了正面战场和侧面场。国民党军队作为当时中国抗战的主体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国共产党军队担负侧面战场的作战。前面已经说明在战略防御阶段，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之前，中国的抗战是以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为主的。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就是典型案例。这一仗不仅重创日寇精锐板垣师团，而且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情绪。其后，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一次烧毁24架敌机，沉重打击了山西日寇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开辟了敌后战场，同日寇展开了周旋。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寇逐渐将主攻方向指向敌后战场。据初步统计，在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不仅进行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而且抗击了日寇侵华总兵力的60%以上、伪军的95%以上。在整个8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创建了大小19快根据地，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相形之下，国民党进行的攻势作战则是很有限的，被动进行的战役败得更惨，尤以豫湘桂战役为甚。之所以如此，重要之点就在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消极避战和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国共两党及其军队的摩擦都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由此可以说明，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很难象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成为抗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抗战因素。
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并未否定国军在正面战场抗战中的作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各党派”、“各阶级”，当然包括国民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就是蒋介石在1937年庐山谈话的语言。由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否定国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中国国民党前任党主席马英九口中则没有一句共产党的抗战。相形之下，谁的言论更客观不言自明。
基于当今网上流传的观点，笔者就不能不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做一点评价。
第一，纵观8年抗战，国民党的抗日积极作用是其基本方面，但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任何无视国民党抗战的客观事实，认为国民党在抗战中无足轻重并进而否认中国抗战业绩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同样，那种任意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第二，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危难时期，国民党广大官兵，在抗战前线及正面战场的英勇抗敌，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如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在北平南苑战斗中阵亡。这些浴血奋战的将领及士兵，表现了可贵的献身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信心。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抵抗，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异常惨烈，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第三，八年抗战，蒋介石集团和公开投敌的汪精卫集团是有本质区别的。蒋介石还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它接受抗日主张，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全民族抗战的实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整个抗战过程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除组织军事作战外，还实行过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设置了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了各级国民参政会，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还奠定与营建了西南大后方。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国民党消极抗战，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惨案，也推行了一些误国政策，也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损失。但其间，国民党还是一直坚持了抗战，始终没有脱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屈服于日本，因此对抗战胜利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蒋介石的抗战有被动的因素。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评价蒋介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人云亦云。
针对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无限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第一，不能以哪方牺牲的高级将领多来判断谁是抗战的主力。因为在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总共只有5万余人，只有旅级（支队级）以上军官才有将级军衔，总共就没几个将军。如果非要把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放在一起比阵亡将领人数的话，左权不应和张自忠、赵登禹放在一个级别，而应与顾祝同、陈诚在一个级别。共产党在抗战中牺牲了大量高级军事干部，但共产党军队没有军衔，这些人中哪些算将军，不好确定！
第二，不能以会战数量来判断谁是主力。因为共产党打的是游击战，作战形式与国民党明显不一样。越南战争中，越南游击队与美军打过几次会战？当然，如果把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及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为一种会战，倒也未尝不可。另外，会战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是损兵折将失地千里，拿这种会战来比谁是抗日主力，岂不让人非常遗憾？
第三，不能以谁是国家领导人来判断抗战主力。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发展地看待国共双方在抗战不同时期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作用不一样。因此，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国共双方在抗战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