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起大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艰难性，要求必须非常重视经济安全问题。

不能轻视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调整和变化，但不能否定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仍不能超越国家利益而存在。所谓全球化、国际化，只是发达国家利益和意愿在国际分工体系上新的表现形式，不存在他们利益的自愿让渡。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重复性劳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创造性劳动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性流动，服务于这一新的分工体系。在国际市场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的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难觅。例如：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高技术，但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控制；本来发展中国家具有工资成本低的优势，却被发达国家以倾销为由加以严厉制裁；发达国家要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产业，却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资本进入自己的重要产业。所有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旗号下实行的国家干预。新的国际分工使富国和穷国的竞争力出现根本性差距，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举措，将永远被抛在后边。因此，国家必须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一是保证社会资源向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重大科研工程倾斜；二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则，控制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保障经济安全，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三是利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市场运行实施科学调控。

不能夸大消费的作用

我们刺激消费，加快经济循环，这是对的，但不能夸大消费的作用。认识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对于我们战略制定和经济安全非常重要。

生产与消费的一般规律是：生产是消费的源泉和根据，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结果。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生产是第一性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从经济哲学上看，消费在生产目的和再生产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得不出通过提高消费，就能拉动生产的逻辑关系。因为，只有先提高生产，才能提高消费。并且也只有随着生产发展，人的消费品才能在质量、数量和品种上相应发生变化。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外需下降，增长缓慢时，不从生产本身找原因，而采取超发货币，刺激消费和内需，试图以此推动生产增长。但是，通货膨胀却造成：第一，由于个人收入和储蓄贬值，社会消费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被压缩；第二，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支出增大，入不敷出，政府债务激增。此举极易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出现“滞胀”和社会动荡，就意味着掉进了“陷阱”。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生产上，就会发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创新不足，推动创新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不能以错误理论为据否定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把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假设，他们认为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理性，是市场存在和效率发挥的基础。这一理论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劳动者会通过偷懒来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表明私有制存在效率下降的内因。过去可以通过生产定额管理，现在创造性劳动多了，难以用定额管理，那么，新的管理又是什么样呢？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契安和德姆塞茨提出“索取剩余论”，认为由于劳动者会偷懒，而它的产出又无法计算，所以，要有监督者来督查，以提高生产效率，但监督者本人也会偷懒，因此，所有者需要让渡给他们一定“索取剩余权”。但是，剩余权的让渡，一方面动摇了私有制的基本法则，另一方面仍然无法解释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的生产如何管理的问题。

如今，在发达国家一些大企业中，以职业经理人为首的经营团队，已全面负责企业重大决策和管理，私有者基本退出管理层。这一情况表明，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劳动特征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变，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复杂化，所有制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资本的效能在下降，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实际占有水平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创造性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地位提高、收入增加，而且也使人们对劳动的兴趣大大增加。因此，不存在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私本性，也不存在不变的私有制关系。

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有问题的，其主张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有害的。不能以有问题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否定国有企业。作为后起大国，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保障经济安全，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生产水平，实现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不能以错误的理论认识否定其作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