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科学与救国

中国自古以天朝自居,即使曾有过几次异族入侵,也很快便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同化。但是,1840年后的情形不同了,入侵者不仅靠坚船利炮,同时也有相对更先进的文化。这一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为中国人所了解.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士大夫们仍抱着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去看待世界。清王朝在屡战屡败后，虽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更为先进,却仍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模仿其皮毛。一些开明的中国人也并未脱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境界。相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从容转轨和迅速起步,中国则表现出其深厚文化传统在向现代化转进中的巨大惰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觉醒,是在甲午战败之后。这一事件造成的震惊,从粱启超的一首《满江红》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味: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日本和中国在同样遭受外来侵略而却走上不同道路、导致不同结果的强烈对比,昔日的弹丸之国今日堂而皇之地成为东洋帝国并凌于中国之上的震撼,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另辟思路,救亡图存。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制维新以挽救中国命运的道路。但慈禧太后却为了腐朽的小朝廷的利益,扼杀了这次变革。改良的失败必然导致革命,无法挽救社会危亡的政府从此失去了人们对其最后的一点幻想,于是,辛亥革命为腐朽的清王朝在历史上划下了句号。但这次革命并没有解决救亡的问题,伴随着以民主科学为旗号的五四运动,一支新的救亡变奏曲又上演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从一场文化运动始,但很快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并从对“主义”的大论战演变为各种救国主张的实践。经过五四的启蒙之后,中国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觉醒,人们已不可能再容忍中国在半奴役状态下苟安,于是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成为国民革命的纲领之一。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新认识和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是对民主富强的追求和独立平等的渴望,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来再次探讨救国之路。

此后,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与此之前的反帝救国运动相比，则具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爱国者只会从四书五经中寻找济世之道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则经历了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思想的熏陶；如果说以前中国人的反侵略斗争带有盲目排外的愚昧,那么五四以后的救国运动则体现了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明确的理性意识；如果说以前的救国运动多表现为区域性的斗争和无组织的状态,那么五四以后则显示出全国一呼即应的配合和各种政党团体的领导；如果说以前政府还敢于割地赔款而公然违逆民心,那么五四以后迫于民众的兴起已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公开卖国求荣。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机器再次发动,就恰好与中国人民正在兴起的独立运动尖锐对立。尽管大革命时期的反帝运动无功而终,但它在广大中国人的心目中已植下了根,当人们发现独立的中国仍遥遥无期,甚至连苟安现状也不可得时,中国人民的反抗激情是可想而知的。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则似钱塘潮涌一般,一波胜似一波,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强暴面前的不屈。除了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处于不能不搏的境地之外,除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精神的爱国传统外,五四运动培养起来的独立意识、民主思想、自由精神为这潮涌般的反抗斗争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随着中国各界的觉醒,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结束了,民族内在的蕴力开始勃发,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取得的最终胜利即是对这新的民族精神的验证。

二、“九一八”的震撼

中国近代政治的特点之一,表现为一旦出现难以抒解的历史症结,往往以青年学生的运动为发轫和先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以集会游行的方式声讨日本侵略东三省,同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获知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后,各地青年学生极为愤慨,纷纷派代表前往首都南京请愿。9月28日,京沪学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遭到拒绝,便冲进外交部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表示了他们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极端不满。同年 11月间,日本特务在天津肇事,引起青年学生的义愤,天津学生代表南下请愿并得到全国的声援。11月26日,万余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迫于压力,欺骗学生说三日后将亲自率兵北上抗日。结果,这种欺骗激起学生们更大的愤慨。此时正值日寇侵犯锦州前夕,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一线的建议。消息传出,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示威反抗。12月5日,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南京示威时,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30多人受伤,100多人被捕。①

12月7日,各地学生到南京声援,要求政府抗日,同时抗议政府对爱国学生采取暴力镇压政策。当几万学生行至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国民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开枪镇压,学生被打死30多人,打伤100多人。当天夜间,军警对学生进行大规模搜捕,把各地学生强行递解出京。② 这一事件史称“珍珠桥”惨案。它的发生,标志着国民政府已从“九一八”后的震惊和不知所措中清醒,决定采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决镇压的政策。政府的暴力没能阻止青年学生救国的热望,只不过使自己首先成为学生救亡运动的对立物。 “九一八”后,伴随学生救国运动而出现的是中国工人的抗日斗争。9月24日,上海的几万码头工人率先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组织召开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员等决议,并举行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会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工人也先后进行了反日示威、反日集会和反日罢工,北平工人还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义勇军。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各界群众积极参加了支援十九路军保卫上海的战斗。在上海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做工的10万工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大罢工。各界人士组织了义勇军、救护队、服务团等,直接参加了前线的战斗,给十九路军以极大的支援。同时,上海和各地都掀起募捐活动,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没有上海人民自发而踊跃的支援,“一二八”抗战所取得的良好战绩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工商界,自“九一八”起也投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当中。9月20日,上海援侨反日会在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决议:“呈请中央,集中全国军队,立刻出兵东三省,驱逐日兵出境”。③ 上海市铅印业、矿灰业等三十余工商团体也发表宣言,呼吁:“民族危亡,近在旦夕,国难临头,安可坐视?努力奋斗,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我同胞,务必一心一德,努力御侮”。④其它大城市,如汉口、南京、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商会和工商团体,也先后要求国民政府出兵御侮,共赴国难。

工商界还掀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的活动。9月21日,上海米行业首先召集行业会议,议决:“停购洋米,不与日商交易,不装日船”。⑤ 随后,上海160余同业公会都表示要与日本停止经济往来,9月28日上海商会会员大会决议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各同业公会建立日货检查组,全面抵制日货。至11月底,上海查封的日本商品即达1亿元以上。⑥抵制日货的行动很快遍及整个中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30年日本对华输出为二.六亿,而1931年则不足1亿元。⑦

在“九一八”后的社会反映中,各界对于民族耻辱的愤懑达到了甲午战争后的最高点。这期间,中国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自发性的反抗侵略的斗争,表达了他们救国的心愿。从这时起,中国国内的一切政治症结、权力纷争都已变得不重要了,人民的要求是立即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何去何从

“九一八”后,中国人民所表达出的意愿,集中反映在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挽救危亡。虽然舆论对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甚至说提出不抵抗政策的人是“世界有历史以来,应断无此无耻之国民”。⑧ 但批评在初期并未形成主流,各界仍表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抗日。从重镇锦州数日之内失落敌手,从热河被日寇128个骑兵占领,从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苦战无援而败,人们看不到政府抗日的决心与措施，事实一再地让人民失望。 由于对政府失望，1931年底开始,全国各界纷纷组织起各种救国组织。当国民政府谋划锦州为中立区时,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通电政府称:“大难临头,万无犹豫余地,究竟如何决大计以谢天下,请立即以事实表明,否则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⑨12月间,马相伯、黄炎培等发起了江苏国难救济会,宣言:“天下兴亡,匹夫匹妇,皆与有责”。各省人士群起效尤,上海、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均建立起国难救济会。以此为标志,民间的救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海国难救济会的宣言称:“国非少数人之国,民非少数人之民,国民均有主权,均有责任”。1932年5月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公开呼吁成立“中国废止内战大同盟”,明确提出:“外侮纷来,源于内乱,内乱靡已,由于内战”。故“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运动”,要求国内各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⑩这个举动，一方面是对国民政府以“训政”为名实施一党独裁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在外侮当前的时刻,广大人民是希望国内政治稳定。民间的救国组织大多还是以拥护政府抗日为宗旨,故很多人希望“维护此唯一之政府,固国家之中枢,防一切之混乱”。(11) 但“珍珠桥”惨案的发生,使得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界人民对国民政府更为失望。当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之后,引起全国更多民众的不满。他们无法理解亡国灭种即在眼前，政府却全力去安内。此后,民众自发的抗日活动,便指向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软弱退让。相当多的舆论,批评了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和不抵抗。舆论指出:“党国领袖,勇于内战,怯于御侮,平时奋发迈进,争权夺利,乱时逡巡却步,互相推诿”。(12)面对日军侵略,“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⒀接着,舆论开始抨击安内攘外的政策。

其一,一些舆论提出“亡中国者,非暴日非共党,乃现在之政治组织,现在之党国领袖”,认为中国政治腐败专制,是导致外患和内乱的根本社会原因。对于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更有人说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谓:“今日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他们之所以成为匪是因为,“政治之黑暗,内战之绵延,捐税之榨压,官吏之敲诈,豪绅之吸吮,于是而国民经济日益凋敝,人民生活日益穷蹙,民无生路,自挺而走险”。⒁胡适更断言:“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 ⒂ 舆论要求国民政府以治本代替治标,以政治和社会改良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症结。其二,社会舆论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以中产阶级喉舌著称的《申报》指出:“今日之共产党,不同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彼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纲领,而又有国际之背景,其产生,其扩大,非为偶然。”“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世界各国均可公开讨论,其宣播、其流传,固绝非断绝其出版物、禁止其研究所可遏抑者也。假如一种学说,可以权力禁止而绝其流传,则秦始皇坑儒焚书,今世应无一人能识字矣。假如青年之思想,可以管束而禁锢,则沙皇今应仍为俄国之君主。”⒃ 因此,消灭共产党“绝非武力所可奏效”,“政治如不清明,民生如不安定,则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⒄为此,《大公报》则呼吁:“国民党以外的反对党,事实存在,不能抹杀”,吾人“原则上同意开放党禁”。⒅ 他们还向国民政府建言:“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名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⒆ 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也批评安内攘外是“自杀政策”,提出应从攘外中求安内。⒇ 其三,社会舆论主张谋求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在要求停止内战的同时,舆论还要求全国力量的联合抗日,首先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合作。他们明确提出:对内有所不为,而后对外可以有所为。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让步”。（21）为此,他们愿意承当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者,希望国民党允许中间人士“躬赴江西,径访共党首领,问其能否废战,及如何方能废战,彼共党亦同胞,且多知识分子,对于此代表多数民意之使者,势不能无条件拒绝”。“倘能发见一致之点,则和平之途径启矣”。（22） 还有人主张,国民党亦应“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23）

其四,提出了明确的御侮要求。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24）他在赠鲁迅的一首诗中写到:“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25）这表现了知识界抗日要求和对妥协的不满。《申报》质问政府:“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26）《国闻周报》发表题为《我们的希望》的评论,提出:(一)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二)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三)我们希望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四)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五)我们希望以对外的“维持邦交”来对内；(六)我们希望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27）

这些社会舆论的导向,反映了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政治力量对救亡的认识。《独立评论》发表的《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向蒋介石献策: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他们一方面表现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腐败、对外妥协；另一方面对中共的暴动政策、土地革命、听命苏联等做法也有大量的批评。危亡在即之时,中间力量率先明确指出:“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既为今日惟一之需要”,（28）揭示出民族矛盾至上的历史变化。他们首先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集中国力抗日,“凡足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无不可用”。（29）他们还提出以改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以议会民主形式来解决党争的主张。这种超脱于党派利益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此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表现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一个只有枪杆子才有政治上发言权的社会,由于其缺乏足以影响中国政局的力量,特别是没有武装力量作为这一主张的后盾,所以上述代表历史潮流的舆论，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内争日渐尖锐而外侮愈益严重的局面。更大的悲剧还在于,即使如是的批评建议,也不为蒋介石所容。对自由派的舆论界他则采取了暗杀的手段,先是对《申报》“禁止邮递”,随后派特务杀害了史量才等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民众自发的救亡活动被压制了,蒋的安内攘外政策被国民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就中共当时的路线一方而言,也不惜以打击一切中间派别、视改良比反革命更危险。当日军的铁蹄踏入中国的华北,平津频频告危。中国民众性的爱国运动,仍然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在华北事件前后再度高涨。这是因为,如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所揭示的那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几次局部的抗战曾经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波澜,但反响更大的还是《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强刺激。消息传出,似乎华北马上会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使人们不由产生民族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

对于这两个协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自己也感到不大光彩。于是《何梅协定》没有采取双方签字的形式,而以日方提出备忘录,何应钦复函承诺的形式达成。同时,国民政府全面封锁了新闻,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否认有《何梅协定》的存在。与此前后,还有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指责为讽刺日本天皇而立遭判刑的奇闻。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根据《何梅协定》的默契,还颁布了一道《睦邻敦交令》,下令全国禁止任何抗日排日的宣传和团体活动。该令明确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30） 许多救国组织、救国刊物在日本人的要求下被取缔,大批抗日志士被捕入狱。这些使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禁使人联想起满清政府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行径。这在中国人民感情和心理上造成的重大刺激是不难想象的,也从另一角度将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这一时期的民众救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起点,形成席卷全国的救亡高潮。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参加人数几达百万,并得到各界的支持。二是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为起点,各地的各界救国会有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民众救亡活动进入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新阶段。三是此时的中共开始有所反省,接过了中间力量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来打击蒋介石。因而,上述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参与其中。

以平、津、沪三大城市为例,据王健民考证,当时北平的救亡团体有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会北平分会、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及其它类似团体十一个。天津则有天津学联会、天津爱国先锋团、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天津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三十个以上。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与救国联合会、上海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各中学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工人救国会等团体数十个。（31）

这一时期的民办抗日刊物,“全国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等等,而如邹韬奋主办之《大众生活》发行额达到十七万份以上。（32） 很多刊物在国民政府查封之后重新更名再办,救亡刊物已多到欲禁不止的地步。

这些团体组织的纲领和各种救亡刊物的政治诉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各项:一、要求国民政府“改弦更张”,修正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有的军事集团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二、实行全国总动员,集合全民族的力量一致抗日,收复失地。三、开放党禁,以政治方法解决党争。四、还人民自由民主的各种权利。其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总之,伴随国民政府的逐步退让,民间的救亡活动却越演越烈,从而形成巨大的潮流推动中国向抗日自救的道路进发。

四、军人的救亡

当日本发动战争、大举侵略中国之后,大多数的中国军人虽然得不到来自上方的命令去抗日守土,但他们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表现了其爱国的情操。

“九一八”后,最早“自动抵抗”的是东北军的马占山和李杜两部。马占山的自卫通电谓:“目睹辽吉沦胥,江城危如累卵,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33） 江桥抗战“开我国反日战争之先声”,给日军以第一次打击,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在政府不抵抗不支持的情况下,为使马占山部“不致因饷尽援绝而败”,（34） 全国各地捐款数以百万以支持。这次抗日行动固然失败了,但对于冲破不抵抗的禁令,振奋爱国军人的精神,却具有很大的意义。《大公报》对此评论:“马将军此战,其裨益于世道人心者,功不在小也。黑军不负国家,国家有负黑军”。又说,“极寻常的守土应战之人,乃使国民有空谷足音之感,举国之崇拜、赞颂马占山,正足以唤起知耻军人之觉悟耳。”（35）

与此前后,大批军人向国民政府请战,要求抗日。许多人发出通电,指出日本“无端称兵,侵我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呼吁各方“破除畛域,泯释猜疑,戮力同心,共御强寇”,“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36） 冯玉祥几次通电,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并提出十三项抗日主张。杨虎城、蔡廷揩等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开赴前线抗日。宋哲元及部下七名将领,通电全国,呼吁御侮,誓雪国耻。两广的实力派也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妥协,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屡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电要求迅定抗日大计,督促得力军队,出师关外,收复失地。蒋嫡系的中央军系统同样不例外,陈诚曾转呈部下罗卓英、周至柔等请缨抗日电,向中央请愿北上,与倭奴决议死战。（37）未几,十九路军在上海又违背旨意而自行抵抗,写下了“一二八”抗战的壮歌。它既表现出中国军人抗日的高昂热情,又反映了对于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1933年9月18日,杨虎城在为纪念“九一八”两周年，举行的阅兵中提出：“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政治纲领。同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发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主张联合各派各军一致抗日。可悲的是,这支部队虽然屡立战功,收复了失地,但由于苏联的反对、某些路线的错误政策而被瓦解,国民政府更与日本人联手将其残部歼灭于北平郊外。

国内一些政治力量由于不满于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先后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等。这两次事变固然有其复杂的背景,但在其主要点上,都涉及对抗日救亡的不同见解。在连年的剿共内战中,许多将领开始出现厌倦情绪，他们不愿为内战流血牺牲损失战力。蒋系大将胡宗南也曾谈到:“红军是打不完的,败也不溃”,“红军吃多少苦,我们也吃多少苦,打红军是无期徒刑”。（38）如果说地方实力派有保存实力不愿剿共的一面,而胡宗南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当时的中国军人隶属与不同的军阀集团与政治集团。由于其各自的利益的差异,各军事集团中所体现出的抗日要求,不像一般民众要求那么单纯,而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因素。不能完全根据表面的通电,来判断其是否真心抗日,如其后不战而退的韩复渠也曾高唱过抗日,同时不排除有人把抗日作为一种反蒋的政治口号来使用。但是可以肯定、也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即中国众多的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以民族为重。一些军事集团的领袖,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脱颖成为了民族英雄，杨虎城、张学良便是这样。

在蒋系中央军中,情况也大致相同。多数军人希望能够开赴抗日前线,以血肉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像非蒋系军人那样有较多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凇沪抗战中、在长城抗战中,他们也显示爱国热忱。但是,这支军队从建立之日起,就被培养成忠于蒋介石甚于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信念。其将领们不仅与蒋介石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厚关系,同时长期的训导使他们深信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并具有深远的也就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救国韬略。而不抵抗也好,安内攘外也好,都是出自蒋介石的决策。这些原因之下,尽管许多将领对于步步退让的耻辱,对于旷日持久的剿共内战的厌倦,同样具有强烈的感受,但也只好缄口不语。

当枪口对外的呼吁日益强烈时,国民政府属下的军队已呈分化之势,即使蒋系的部队也出现了军心不振。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这种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便是爱国主义的传统。它表现于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崇拜和当这一文化遭受外来暴力破坏时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正是这一点,使中国避免了类似古埃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的中断和版图的分裂,使民族绵延五千年。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年代里,以共同文化心理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再次显示出内在的能量。它把一切不能容忍民族文化遭蹂躏、国土遭分割、人民遭奴役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一道无形的长城,抵御外敌入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是民族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按照顾炎武本来的说法,亡国和亡天下具有根本不同的内涵,国可以是皇帝的,而天下实为天下老百姓的,因此它并非像某些人解读的那样意味着效忠帝王。实际上,自古以来它一直就是平民百姓在朝廷不足以取信于民时藉以自救的口号。“九一八”后神州大地广泛出现的救亡运动,也就是这样一种自救的产物。当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轻许抗日诺言却并无兑现时,当眼见旧土未归、新土又丧的可怖现实时,人们怎能再忍气吞声地沉默?当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全国；卖国有功,汉奸弹冠相庆。人们怎能再对政府的安内攘外国策不无异议呢?于是,那种贯穿于上下五千年的责任感和民族良心,驱使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民心所向,决定了国共两大政党的政策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决定了无论何种党派利益都必须服从于中华民族联合抗日的基本走向。西安事变则是产生于这种民众自救大潮中的一波巨浪。这一巨浪，冲垮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封建堤坝，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使中华民族终于在亡国灭种之前团结了起来。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注:

①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88年,第33页。

②同注1。

③《申报》,1931年9月21日。

④同注3。

⑤《申报》,1931年9月22日。

⑥《大公报》,1931年12月5日。

⑦《时事月报》,1932年,第6卷,第4期。

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70页。

⑨ 《申报》,1932年5月25日。

⑩《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⑾.《大公报》,1931年12月14日。

⑿.《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

⒀.同注9。

⒁.《申报》,1932年6月30日。

⒂.《申报》,1932年4月12日。

⒃ 《独立评论》,第6期,1932年5月26日。

⒄《申报》,1932年7月2日。

⒅同注10。

⒆《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

⒇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

（21）《蔡元培传》,第362页。

（22）《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216页。

（23）《“清共以前绝不言抗日”》,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2 日。

（24） 《申报》,1933年4月30日。

（25）《“清共以前绝不言抗日”》,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2日。

（26）.《申报》,1932年7月5日。

（27）.转引自邱钱牧:《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变》,《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28）.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88年,第92页。

（29）.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篇,第71-72页。

（30）《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1933年4月3日。

（31）《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1933年4月3日。

（32）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第25页。（33）《中央周报》,1931年11月16日,第180期。

（34）《申报》,1931年11月14日。

（35）《大公报》,1931年11月20日,同年11月25日。

（36）转引自王宣仁:《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37）《革命文献》,第35辑,1286页。

（38）《西安事变研究》,第57页,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