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是现存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参加者之一

以中国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为例。

第一，1944和1945年，中国是IMF的创始国，这如同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一样。但因为中国的国内政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取代中华民国）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80年才加入IMF。

第二，中国在IMF中拥有执行董事，现任执行董事是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博士。

第三，中国参与了G20集团要求IMF的2010年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提出的时候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仍然屈居IMF第三大股东国，即屈居日本之后。这表明，旧的国际治理体制不可能让中国拥有应该拥有的地位。截至写作本文时，由于众所周知的美国因素，IMF的这一改革尚未实现。

第四，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继2002年中国加入IMF的数据公布通用标准（GDDS）之后，“中国将采纳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这一采纳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数据透明度提高、国际可比性上升。2015年6月，中国的宏观数据公布标准正式调整为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

第五，自2009年以来，尽管中国没有正式申请加入IMF设立于1969年的“特备提款权”（SDRs），但是，关于中国加入SDRs，以便使人民币成为与美元、欧元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并驾齐驱的国家货币的国内外讨论非常热烈。一般认为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币被纳入SDRs。

从形式上讲，中国已经加入了全部现存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国际制度），但从内容上看，如同上面提到的人民币尚未加入SDRs（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货币没有加入SDRs，但世界上叫做“大国”的，尤其是“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加入SDRs的，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以及中国刚开始按照IMF的标准“治理”国内经济统计数字，都说明中国在实质上还没有完全进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将近40年，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入（20世纪80和90年代一度甚至用“接轨”、“融入”，而目前则用“对接”）现存的国际制度体系。如上所述，中国仍然在继续这一政策。

2中国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改革者之一

从2009年年G20匹兹堡会议以来，经过了2010年G20首尔会议，中国开始以现存全球治理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体系（世界经济）中。

以刚刚过去的G20布里斯班峰会为例。如上所叙，中国同意和支持《G20布里斯班公报》的内容。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份多边《公报》的最重要部分其实不是2014年G20澳大利亚轮值主席下的“增长”主题，也不是其澳大利亚精心推动的另一个主题“（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加强全球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主张加强而非削弱现存的全球制度。现存的全球制度是现行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或者代表。

从2010年到现在，中国改革全球治理可以分为两个内容，或者两个阶段：

第一，谋求在国际体系内改革全球治理。中国参与了改革IMF的行动，但中国很快发现改革旧的全球治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得到大多数国际体系的成员的认可、同意和支持，如果控制全球治理（国际组织）的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同意、抵制和充满疑虑、上纲上线（即担心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上升会影响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控制或者主导），全球治理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这里不是说美国就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阻力，而是说，美国不会简单同意或者支持多边机构，如G20的全球治理改革意见。尽管美国参加了这些多边机构（如G20），但美国的国内政治进程决定了，美国参加的多边进程往往会被否定。奥巴马政府继续小布什政府而参加G20进程，同意了G20的IMF改革主张，但是，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上也因美国国会封杀IMF改革计划而恼火。奥巴马总统没有让G20布里斯班峰会取消其《公报》中的“落实2010年IMF改革方案仍然是我们最首要的任务。我们敦促美国批准上述改革方案”，而是同意了这样的多边声明。

第二，当发现改革现存的全球治理困难重重，如同其他国家，中国也选择了另一种改革路径，姑且将这一做法称为“在国际体系之外改革全球治理”。

亚投行的出现加强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要改革者国家的地位。亚投行的概念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中国充当了冲到前面的全球治理改革者的角色。加入亚投行的欧盟诸国（欧盟大多数国家加入亚投行）等美国的盟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与中国站到一起，主要是因为这些欧盟国家都支持全球治理的改革。加入亚投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全球治理改革的“投票”。

加入亚投行的都是主张改革全球治理的，而反对亚投行的则是不主张全球治理改革的。美国因反对亚投行而成了反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力量。由于改革全球治理会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甚至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超过日本，且影响日本在一些全球治理机构的控制地位，如同美国，日本从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反对亚投行，也不参加亚投行。

亚投行是改革全球治理的一个方法，但却引起、暴露了改革全球治理的复杂的国际政治。关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的政治如此复杂，中国由此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中国原以为只要不主张控制、主导、霸权而是主张“多赢”“共赢”，就不会有那么复杂的国际政治阻力。美日反对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和欧盟大多数国家加入亚投行说明，关于全球治理的世界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即多赢和共赢仅仅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方面、一种可能，并不是全部方面和全部可能，“零和”仍然是普遍存在，不管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

展望未来，已经走上全球治理改革者道路的中国，并没有退路。重新接受美日对全球治理的控制，不谋求对IMF的改革，停办亚投行或者不搞新发展银行（即金砖银行），也未必就能讨得美日的欢心，却使一个更加需要全球治理的中国在国际体系更加举步维艰。同时，中国假如在全球治理改革上退缩，又会得罪那些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改革势力（如欧盟国家）。唯有继续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同时在旧和新的国际组织内处理好复杂的全球治理改革的政治，方能争取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质进展。

3中国是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协调者之一

从财政、金融的角度，G20如果涉及太多的所谓“非经济”的东西，很明显是不必要的负担。在回答由G20衍生出的B20、T20、L20等各类组织所能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的提问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表示，所有各类这样的机构都反映了一个需求，即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综合进来去解决问题，因为G20现在对维持全球的经济稳定来讲异常重要。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补充道，G20一开始只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由财长会向领导人峰会报告，然后在峰会上做出决定。但是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个”。这上百个会议都要向财长会议做汇报，然后由向峰会做汇报。“我想到这个事情，头都大了。中国有句话是集思广益，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但如果最后都出口到财政部长这里，然后向峰会、向领导人报告，我们觉得恐怕很难操作”，“很多机构都是越做越大，然后做加法容易，做减法很难。轮到我们当轮值主席了，很发愁”。

然而，若从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全球趋势来看，G20代表了主要的新旧国际政治势力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一度被国际政治、历史和国际战略学者吵得热烈的“国际权力转移”的解决方案。老牌的国际政治力量，如美国、欧盟和西方七国集团（G7）代表的所谓“既得力量”（established powers）和中国、巴西、印度等代表的“新兴力量”（emerging powers）通过一个框架即G20并存。

这类框架之所以理想，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是21世纪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但是，目前的大国协调，从联合国安理会（P5s）到G7，并不能满足21世纪的世界政治现实。而G20和“P5s加上德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框架）等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面向未来的大国协调。

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欧洲协调（即欧洲范围的大国协调）被视为是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起源。同理，21世纪的大国协调也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述《21世纪的大国协调》国际学者组向全球各国推荐大国协调作为走向全球治理的途径。

2015年中国加入“三驾马车”，与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起成为G20的轮值“领导”国家之一，即负责G20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将在土耳其之后，担任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担任G20等轮值主席国就是担任国际领导，中国如何履行好这一国际领导责任？

对目前的全球治理转型来说，最关键的不是别的，而是把G20当做为21世纪的大国协调的方式之一。大国协调是全球治理的集体领导。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轮值G20事关全球治理的未来，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最重要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4中国要成为下一代全球治理格局的设计者之一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探讨、设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post Bretton Woods System），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构想、计划、倡议。

本文认为，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等新型的国际金融组织还不属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范畴。中国在许多场合不断告诉世界，亚投行等机构的设立不是另起炉灶。这是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继续：不管是金砖合作（BRICS）还是亚投行（AIIB）都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金砖合作与亚投行等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的。

这样的说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本意，但是，难道中国就彻底排除了“另起炉灶”即催生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可能？

中国必须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必在全球治理上“韬光养晦”，而有必要在发起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之后，再进一步，鼓励一些重要的学者及其所在的学术机构大胆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败，全球陷入严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现大混乱，甚至无序的状态（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欧学者对此十分担心），则中国不妨公开提出我们的全球治理方案，为一个更加有序、包容、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们的贡献。

（作者：中山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院院长）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四个主要角色：参加者、改革者、协调者和设计者。发现和定义这些角色是为了进一步明晰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高速增长之所以可能，与中国加入并“强化”现存的全球治理有关。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现存的全球治理中“受益”，尽管这些主张者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研究：即仔细认真地探讨中国过去的增长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然而，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现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中国下一步增长或者由于增长导致的发展的阻力，那么，中国就需要寻求全球治理的变革。

现存的全球治理，从WTO到IMF，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其越来越“不争气”，对世界秩序的贡献越来越弱，这些机构的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要求他们做的改革和他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进展有限，甚至没有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现实、迫切又长远的问题是：现存全球治理，具体来说，现存全球机构向何处去？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旧的全球治理能够经过改革而获得新生吗？或者，旧的全球治理因疾而终之后有无新的全球治理取而代之？新的全球治理是多元化还是相反？这是事关世界秩序的根本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