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开始了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这次访问将是最近几年内中美最重要的大事，也将是对未来十年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习近平曾在2013年访问美国时，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提出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思想。中美关系的发展，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如何寻找合作共赢、避免冲突的道路、方法和手段。
同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又不仅仅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也取决于三种合力，就是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多边合力、中美双方合力、中美两国的国内合力。台湾问题从过去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演变为仍然重要但不处核心的问题的变化过程，对人们理解这三种合力如何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习近平访美不提台湾问题，是三种合力的结果
习近平在访问前对华尔街日报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回答了一系列重要的话题，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是一个广泛而详尽的清单，包括了全球治理、亚投行、朝核、伊朗核、巴以和谈、南苏丹、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包括了南海岛礁建设、网络间谍、美国跨国公司认为在华待遇、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开放等中美双边问题，也包括中国国内反腐败、经济改革、股市、互联网入管控等，这十七个议题几乎无所不包，从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到中国国内问题，甚至包括夫人彭丽媛的作用，但这么多的议题，却不包括人们过去经常谈起的那个问题，即台湾问题。
熟悉中美关系的人们都知道，多年以来，台湾问题一定被定义为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台湾问题是最容易引起中美发生战略性冲突的问题。过去每一次重大的中美双边事件，几乎都要把台湾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但在这一次被人们定义来未来十年可能最重要的中美关系事件中，这个核心问题却被人们丢掉了。为什么台湾问题会从一个核心议题演变成普通、一般问题，滑出人们的视野？
偶尔翻出过去的资料，发现了十五年前台湾报纸的一个报道。当时，我们一批大陆学者在台湾一所大学参加中美台三方会议，我在发言中提出，美国因素、中美关系固然是台湾问题的重要因素，但决定台湾问题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两岸关系，因为说穿了，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那么重要，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不完全是一回事，各有各的逻辑，大陆在两岸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两岸的力量对比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时间在中国大陆一边，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中美之间的双边利益必定会大大超越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一定大大超出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从而把台湾问题挤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时台湾的朋友们对此感到不太舒服，认为这是在矮化台湾。
后来的两岸关系表明，来自国际社会的多边合力、来自中美台三边的合力、来自两岸关系的合力与来自大陆和台湾岛各自内部的合力，都对台湾问题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陈水扁代表的台独力量上台引发两岸关系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压力，俄罗斯等国公开表态反对台独，东盟各国实际上也倾向于不支持台独；两岸关系紧张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引发了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压力；两岸关系的合力方面，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台湾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同时，中国采取的对台民众有利的政策，也对台湾产生了一定的亲和力；台湾内部在这些合力的影响下，产生了不统不独的主导性趋势，台独发展的空间被遏制。正是由于这三种合力的综合作用，才使得两岸局势稳定下来。
时过境迁，十五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今天台湾问题已经从最重要的中美峰会议题中“丢失了”，因为有太多的议题其重要性都已经超出了台湾问题。问题在于其中的内在逻辑：即各种影响事件发生变化的合力是什么？那一种力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台湾问题的变化，正是国际多边合力、中美台三边合力、大陆与台湾内部合力推动的结果。
今天我们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依然离不开三种合力。
二、从国际多边合力发展趋势看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多边合力，就是整个国际格局各种力量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结果。因为中美关系不是一般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的关系，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此，中美关系即是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又是受到全球各种力量反向影响的双边关系。
习近平访美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有关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如何改革、如何管控、如何治理，这是事关全球的大事，也是此次中美峰会的核心。
习近平与华尔街记者书面谈话的第一个议题，就是中国是否准备改变国际体系、重建国际秩序的问题，这包括全球治理、亚投行、朝核、伊核、巴以和谈、南苏丹、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议题。中美双方关注的所有这些全球或区域性的多边问题，每个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国际秩序谁主导？国际规矩谁来定？国际争端谁来裁判？
美国习惯于旧式的老大思维，最关心的是：谁是老大？老二是否在暗算取代老大位置？中国是否打算另起炉灶，重建国际秩序？是否准备把美国从亚太赶出去？正如华尔街记者向习主席提出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有意将此前以美国为主的全球治理结构加以调整使其更向中国倾斜？如果中国承认美国是老大，那么就应该仍然由美国在国际体系享有超然于其他任何国家之上的特权，美国还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是国际规矩的制订者，是国际争端的裁判者，自然，中国也应承认中美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平等，虽然美国也愿意在一些领域、在一边问题上主张和承认发挥中国更大的作用，但其提是：中国承认美国是老大，中国只是跟在美国之后的老二。
中国的思维是平等共建。如习近平所述，中美关系的核心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承认美国过去在二战、建设联合国、国际秩序、国际体系中的贡献和重大作用，中国总体上承认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仍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但中国不承认什么老大老二论，中国希望与美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共同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向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向的发展。中国明确承认美国在建设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中的重大作用，但不承认建设者拥有独自掌握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特权；中国承认美国在亚太的特殊存在，但不承认亚太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并只由美国来主导；中国承认国际规矩是美国订的，但不承认美国有违反规矩的特权；中国承认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但不承认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垄断性和领导性作用。中国承认美国在建设联合国过程的主导作用，并不承认美国有超越联合国宪章的特权。中国主张每个国家平等相处，世界的事情由大国和小国协商解决，大国应多作贡献，但大国没有超越联合国宪章的特权等观点，是中国一贯坚持的，与实力对比中的老大老二论无关。
中美这两种不同主张的分歧，很难短期内消失。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中美双边，也取决于中美之外的国际多边的合力。
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管控等全球问题的改革、治理问题上，国际多边合力总体上对中国主张较有利。因为国际格局总的变化趋势，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在增加，发达国家的影响在相对下降；美国在国际格局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在相对上升；正如习近平所说，全球治理体系、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等，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想法，也不会这样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所以，中方提出的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努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不仅有利中国，也有利于美国。
国际多边合力有利于中国主张的一个例证，是亚投行的建立。亚投行的建设是中国推动的国际经济体系更合理更公正的一个努力。中国的这一努力被美国视为中国另起炉灶的举动而受到美国的反对。美国的思维是我老大，我不提你也别搞，搞了就有另起炉灶嫌疑。但这件事也明显不仅仅取决于中美双边。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也不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这就是多边合力。在亚投行问题上，国际多边合力明显有利于中国，中国明显成了亚投行的主导性力量。中国的倡议不仅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响应，也得到了美国最忠实的盟友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支持和响应。相对于美国维护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特权的主张，习近平代表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的主张更能符合世界潮流。
当然，也要指出，在中美关心的其他的地区性、行业性问题上，中国也应当善于注意国际多边合力的发展趋势和不同特点。在世界气候变化上，中美合作较多，但与其他国家的主张没能形成合力；在南苏丹问题上，中国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较大；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一开始比中国积极，主张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中国主张美国应在朝鲜双边会谈中应持更灵活的立场。现在看来，中国过于主张半岛维稳的思维也有消极后果，今后要更注意多边合力的变化方向。
三、从双边合力看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美之间的双边问题，就是事关双方的具体利益，只有双边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和发展的问题。中美的双边合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也包括历史和现状等形成的合力。
中美的双边合力首先来自于如何正确定义对方。从中美双边的关系来说，中美正在形成全面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是相互依存的阴阳关系，不是泾渭分明的黑白关系；
2是伙伴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不是敌人间的对抗-零和关系；
3是可以积极塑造的关系，不是必然碰撞冲突的关系；
4是多重复杂关系，不是简单敌友关系；
5是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与最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6两国关系在矛盾中曲折向前发展而非在碰撞中直线向下滑坡；
7是没有直接和重大的地缘战略、历史纠纷的大国关系；
8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机会，美国在中国的发展中也有重大收益；
这些认识虽然还不完全是中美的共识，而且双方的认识的程度也不同，相对来说，中国官方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更深刻一些，而美国官方在这些方面摇摆性更多些，实际上双方对对方都是既合作又防范。因此，中美双边的合力，有时是推动前进的，有时则使双方关系倒退。这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竞争有合作，有矛盾有均衡，有进有退，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对手，但又都从对方的发展和存在中受益。所以，这决定了中美关系总体上不同于过去的竞争为主的零和型的大国关系。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利益己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国关系发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中美双边关系最强的动力来自于中美双方都愿意促进中美的经济合作、贸易增长、文化交流、科技的合作。
在人权问题上，中美双边的合力好像矛盾很尖锐，但实际上不然，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虽然也使中美经常发生矛盾磨擦，但在同时也产生了中国的合力，总的来说是促进了中国国内人权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取得的进步，缓和了美国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新的合力；同样，在台湾问题上，中美的矛盾，在双边合力的影响下得到了较好的管控，形成了一种不让台湾问题的矛盾影响中美战略大局发展的相互让步、相互理解的管控模式。这也为中美双方解决和处理双边关系中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经验。
习主席访美将面临的中美之间的新的双边问题，主要是南海岛礁建设、网络黑客、美国跨国公司认为在华待遇、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开放、环境保护能源合作七六个方面。
这六个问题中，其中的四个属于经济问题，相对容易形成中美双边的共识和合力，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在网络安全上，习近平表达了与美国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意愿，明确表示，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网络黑客攻击是违法犯罪行为，愿与美国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双边合力的可能性较大。
而南海问题则比较复杂。美国把它视为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表现和象征。美国认为，中国的南海建设可能破坏公海航行自由。中美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太大，不大可能短期内形成共识，更难形成解决问题的双边合力。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书面谈话中，已经明确地告诉美国，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中方岛礁建设与美国的公海自由不矛盾，而且将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总之，南海问题属于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形成双边合力的、“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和美方以“建设性方式善加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防止对两国总体关系和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合作大局造成干扰”。这需要双方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四、国内合力与中美关系发展
中美关系不仅与国际多边体系、中美双边关系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国内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一体化、信息化、互联网、全球化时代，国内因素越来越紧密地与国际、外交和外部世界联在一起。重大的外交问题往往都与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产生的合力，对中美关系影响很大，因此，观察中美关系也必须紧密联系各自的国内因素产生的合力。这种国内的合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决策和实行方面，一是综合国力的发展趋势方面。
习近平访美，美国国内媒体、经济、政界也会对中国的各种国内问题感兴趣，习近平在与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谈话中也大量地涉及了中国国内的反腐败、经济改革、股市等问题。而同样，我们也会观察美国国内的各种机构、利益集团、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习近平访问美国从西雅图开始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西雅图是美国波音飞机的总部，波音公司是从中美关系顺利发展过程中获利最多最大的美国公司，也是美国推动国内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整个来说，美国经济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比较强劲，而美国的国会、五角大楼、军工综合体、劳工集团等机构和利益集团中，反华的力量相对较强。
而在整个美国国内的因素的合力中，主张积极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力量，与主张遏制中国的力量此消彼长，呈现一种波状的摇摆状态。当前者在合力中占主导时，中美关系发展顺利，而后者占主导时，中美关系发展就会挫折。
从长期和整体来说，美国国内的合力相对较难。因为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国会之间存在外交主导权的争夺，总统和白宫决定的事，不一定行得通，有可能在国会受阻。这种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有时产生合力，也时则产生阻力。因此，人们不必太在意美国总统竞选时侯选人都说了些什么，只当他们说话放屁，别太当一回事，因为这些人的表态意见，并不等于就是美国的国内因素的合力。有时候，连美国总统的表态也不一定能代表美国，只能代表美国政府、白宫。
比如，美国白宫在提升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问题上，总的来说是积极的，这两个组织也在几年前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如果美国白宫阻挠中国提升投票权，那么这两个组织就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些决议，因为美国在这两个组织都拥有一票否决的特权。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两个组织的投票权迟迟不能落实，就在于国国会还没有通过相关的程序。美国在联合国通过的不少决定，因为过不了国会关而迟迟不能落实。同样，在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防部之间，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之间，美国政界与经济界之间，都经常在外交问题上产生矛盾和阻力，在中美关系上也是如此。
因此，中美关系在美国国内遭遇的阻力较大，形成国内合力不容易。
中美关系在中国国内也会遭遇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于两种极端思潮：一种极端是“爱国贼”，在中美关系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经常以爱国的面目出现，唱反美高调，逢美必反，一有机会就把美国骂个淋漓尽致狗头喷血，以示自己的爱国，又因为这批人通常占据高位和要职，掌握国家的大量资源和信息，能量极大，经常吃里扒外，内外勾结，把从中国盗窃来的、非法得来的财产大量转移到美国，极大地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干扰中国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视线和过程，实质上造成中美关系的损害；另一种极端则是“骂国贼”，他们经常以民主人权自由的卫士自居，以美国的标准、原则、思维观察中美关系，逢中必反，逢美必赞，一切都是美国的好，都是美国的对，凡不合美国标准的就是专制、野蛮、落后，还美其名曰：骂就是爱国，骂得越凶，爱得越深，这真是一种野蛮的逻辑。这两种极端思潮其实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但从总体来说，在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的国内合力是相对占优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的外交决策机构与中国人大的权力代表机构是高度一致的。互联网时代虽然提高了民间的外交参与度，但总的来说，中国政府仍然是具有明显的主导权。
所以，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国内因素的合力方面，也相对美国占优，也会表现得更为主动。中美关系要在克服美国国内阻力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