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家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利用和整合全球资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并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产生了华为、海尔等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以及一批借助于国外资源获得快速壮大的中小企业，当然，也存在着不少失败的案例。我们认为要实现成功的“走出去”，必须将海外资源嵌入到国内产业链和市场中，打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全球资源服务我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

由于企业的规模、性质、技术水平等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使得其在“走出去”的模式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或者规避“反倾销反补贴”，在国外直接投资建设工厂。为了摆脱中国制造“廉价、低品质”的形象，我国一些企业开始在发达国家建设生产工厂，并服务于当地市场。此外，为了规避“反倾销”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工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无论是因为开拓海外市场还是规避“反倾销反补贴”而“走出去”的企业，它们在国外一般只建设最终产品的组装工厂，其零部件主要来自国内的进口。

海外并购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途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海外并购的数量快速增加，并将并购的主要目标对准欧美发达国家。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并购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并购海外的资源和能源行业，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品牌和科技领域。此外，服务业企业的“走出去”也成为最近几年的新趋势。

依托海外工业园建设，集体“走出去”日益成为新趋势。早在2006年，我国就开始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在海外建设的园区大约有100个，包括工业园、科技产业园等各类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工业园居多。其中，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19个。这些境外的经济贸易合作区，也部分借鉴了我国国内产业园的管理方式。通过园区的形式“走出去”，增强了集体谈判的能力，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

作为后发国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海外经营经验不足、知识产权积累较少、国家政策的调整滞后、信息服务的缺乏等等，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可能应为其他因素而导致生产成本攀升，甚至远远高于国内生产的成本。劳动力价格的上涨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于是部分企业便开始寻求将在劳动力价格较为廉价的越南、缅甸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设工厂，但是整体来说，由于这些国家的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政治风险等，使得海外生产成本不但没有因为工资低廉而节约，反而使得生产成本较国内有所上升，甚至难以正常组织生产。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对发达国家设置的知识产权壁垒，使得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不可测的风险，同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不足也遏制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我国企业一般采用“模仿-创新”的技术路径，在这一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地侵犯了相关知识产权，也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知的风险。品牌建设是企业“走出去”的另一障碍，尽管我国一些企业已经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品牌，但是这些品牌仅具有局部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国家市场我国企业品牌影响力甚弱，严重影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出口导向型的政策设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走出去”。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捷的政策环境，有效地促进了各类企业的“走出去”，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但是由于“走出去”的企业经营方式多样，它们和国内市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使得某些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阻碍了其和国内市场的联系。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熟悉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以及东道国的相关信息，但是我国仍然缺乏专业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海外投资评估机构。由于商务部门人力精力有限，提供海外投资信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民间机构也比较缺乏，海外合作伙伴、国内已经“走出去”的同行提供的信息成为企业进行“走出去”的重要决策基础。不过，这些海外合作伙伴、国内已经“走出去”的同行提供的信息往往缺乏系统性、中立性，对企业“走出去”的决策可能会产生误导，从而导致对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不足，项目投资失败。

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快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实现国内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客观要求之一。面对当前“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努力加以解决，不断地提高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水平。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以工业园和产业链整体输出为重点，推进我国企业集体出海。工业园区可以汇集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形成集聚效应，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向“一路一带”国家输出工业园，由专业的工业园管理团队为企业服务，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提高和东道国政府谈判的能力，而且能够吸引产业链上的中小型配套企业的入驻，提高产业链的配套能力，真正实现对海外资源的充分利用。

鼓励企业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采取以海外并购为主的手段来对接国内产业链，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支撑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是国内相对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扬长避短，将国内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和国外的技术、品牌相结合，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一些具有多年技术和品牌积淀的企业陷入经营的困境，这些企业有可能在和我国的产业链相对接后重新恢复竞争力，我国的海外兼并应该对这类企业给予重点关注。

梳理和调整相关国内政策，打通“走出去”和对接国内产业链、市场的通道，实现以全球资源服务中国经济格局。在我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将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这就不可避免地将海外生产的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进口回国内进行生产和销售，如果设置较高的进口门槛，在某种程度上隔断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难以发挥我国产业链配套好和国内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减少一些进口限制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走出去”的水平。

按照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智库的战略规划，优先建设一批满足企业“走出去”要求的专业型独立智库。无论是我国当前的政府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难以满足企业“走出去”的信息需求，需要建立研究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专业智库，也需要建立收集国外投资环境信息并提供投资评估的专业机构，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使得企业能够最优化自己“走出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