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有着道德存在的内容；任何国家权力除必需的法律依据之外，还需要有道义基础和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撑。历史一再证明，真诚的政府道歉的确是一种“低成本”的消解冲突、缓和矛盾、换取谅解、润滑关系的好途径，公开道歉的道德承担，是做正义之事；而虚假的政府道歉则尽显道歉者的伪善与诡诈，非但起不到应有的救赎心灵、缓解矛盾、化解冲突的作用与效果，反而会火上浇油、雪上加霜，旧恨未消又添新怨，撕裂本已脆弱的关系。

在侵略战争、慰安妇等历史性国家非正义问题上，日本向中韩等亚洲受害邻国伪善的政府道歉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

作秀式政府道歉指的是在外界压力下，政府道歉主体在历史性国家非正义问题上出于逃避责任、公关炒作或权宜之计等马基雅维利式权谋目的，瞒天过海、避实就虚，为道歉而道歉，或为作秀而道歉。作秀式政府道歉只有政府道歉之形，而无政府道歉之魂，政府道歉被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无道德层面的忏悔，更不会关注受害方的利益损失、情感伤害。在政治层面，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际政治领域，政府道歉作秀都为人所不齿，然而，作秀式政府道歉却屡见不鲜，概因其能够为道歉主体带来一时之利。作秀式政府道歉者们的逻辑荒谬可笑，道歉的本意是忏悔、承担责任，处于道德洼地、备受指摘的施害方本应通过真诚道歉来换取受害方的谅解与宽恕，公开郑重以显示其意之诚，承诺保证以显示其志之坚，利益补偿以显其行之实；然而，作秀式政府道歉者们却试图攫取道德高地，避实就轻、浑水摸鱼，大张旗鼓、蒙骗造势。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方面声称对侵略战争“痛彻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一方面又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一方面表示会继续继承“村山谈话”，一方面却回避直接道歉；一方面声言任何武力恫吓和行使绝不能再次被用做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将继续高举和平主义大旗，一方面又解禁集体自卫权，妄图修改和平宪法；一方面强调需“正视历史”，一方面却妄言希望我们的子孙能不要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一方面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反省历史，一方面一些内阁阁僚转身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不一而足，令人不齿。

选择式政府道歉指的是把政府道歉对象分为三六九等，依据实力对比与形势变化区别对待，其实质是道德虚无主义，是歧视性道歉。与作秀式政府道歉相比，选择式政府道歉性质更为恶劣，对于选择式政府道歉者们来说，在利益与正义、政治与道德、权术与良知的天秤上，倾向哪方完全取决于“算计”。当然，危害也更甚，因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何种利益，选择式政府道歉都是侮辱性的，恶毒的，毫无良知与责任感的，更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譬如，日本政府曾经在2009年和2010年对美国战俘进行正式道歉，但却无视中、韩等国强征劳工的抗议与痛苦，无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虽然三菱公司愿意向二战中受奴役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遗属道歉并达成和解，但日本政府仍置若罔闻。日本之所以向美国道歉、傍美国大腿，概因美国实力使然，日本政府道不道歉、怎样道歉取决于美国的反应，而非源自内心的正义与良知。

诡辩式政府道歉指的是政府道歉主体通过偷换概念的形式，对所犯罪恶轻描淡写、轻率敷衍、避实就轻，试图洗脱罪责。诡辩式政府道歉毫无诚意可言，实质上是“披着羊皮的狼”。在日语中“反省”、“遗憾”、“迷惑”并不表示道歉，只有“御诧”、“谢罪”才真正表示向对方道歉。迄今，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虽然首相安倍晋三历次讲话中多次谈及对战争深刻反省，但避谈反省内容，决口不提谢罪，且不断通过偷换概念的诡辩形式，淡化侵略，敷衍塞责。安倍甚至表示在战后70周年谈话中没必要写入“殖民统治”、“侵略”以及“由衷道歉”等措辞，令人侧目。虽然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涉及到“村山谈话”的四大关键表述——“道歉”、“反省”、“侵略”、“殖民统治”，但却不使用第一人称而用第三人称，回避历史责任，回避正面直接道歉避重就轻，态度模糊暧昧毫无诚意。芭芭拉∙凯勒曼指出，越来越多轻率而敷衍的道歉将招致更多负面效果。越来越多的偷换概念、虚情假意的伪道歉往往还会让受害方感受到新的伤害和愚弄，酿成新的冒犯和污辱等负面影响。

反观一战、二战发动者德国，不但对犹太人受害者、欧洲受害国履行了高额赔偿义务，严厉打击新纳粹主义势力，而且至今仍不断地向受害者真诚道歉，德国政府的真诚道歉赢得了受害方与整个世界的认可。英国有句谚语，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而日本政府至今不肯谢罪、不赔偿，还经常做出继续伤害中韩等亚洲邻国人民感情的丑行，令人不齿。伪善的政府道歉危害极大，它挑战人类良知，践踏道德底线，蔑视社会文明，破坏国际秩序，挑起冲突与隔阂，摧毁信任与合作。真诚政府道歉的价值在于和解与建立互信，正如塔瓦斯基所说：“如果没有被宽恕，就无法释然于我们所酿成的后果……我们将永远是后果的受害者，就像不会咒语的魔法师学徒去破解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