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艰险到达吴起镇,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陕北从此成为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值此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八十周年纪念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我们特别编发陕西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蔡钊利撰写的文章,以飨读者。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经苦难走向辉煌的不朽史诗,且开启了延安十三年这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纵观历史,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之所以最终把长征的落脚点定为陕北,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抉择和长征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对党无限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的结果。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客观上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落脚点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为党中央和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长征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当时中国革命根据地中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根据地。究其原因,一方面,西北革命根据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不属国民党重点围剿对象;另一方面,这一根据地也远离中共中央,受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较小;特别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根据地领导人在革命实践和探索中,与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思想高度一致,能够实事求是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自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西北根据地围绕根据地建设,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基础上,先后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正规红军,组建了工农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了各种革命法规、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在受到陕西省委“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能够根据客观情况适时作出战略调整,将根据地的中心从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照金,转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南梁地区,并以南梁为基础划分为陕北、关中和照金三路游击区,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实践证明,西北革命根据地所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而能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上取得突破性发展,并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革命的中心必然要向西北转移。大革命失败后,东南沿海地区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剿灭”共产党和红军,是其“训政时期”的既定战略。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革命中心难以长期立足东南地区。而西南地区长期处于滇系、桂系、川系等传统军阀控制之下,革命基础薄弱。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人继东北外,实际控制了京、津、冀、热河、绥远等华北要地,东北和华北的革命活动受到重创。当此之时,全国范围内唯有西北地区相对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控制较弱的地区,且西北特别是陕西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持续开展着革命运动,革命基础较好。正因此,大革命失败后,鉴于全国的形势,中共五大曾经设想把革命重心转向西北。而中央红军长征历经六次落脚点选择的失败,辗转二万五千里,一步步被压向西北,包括后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转移,恰恰都体现了这一革命客观形势。对于长期机动转移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而言,长征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快找到一个可靠的落脚点。而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发展较好的根据地,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主观愿望与客观形势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顾全大局,拥护中央,为全党团结与统一树立了典范
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宗派主义思想对党的影响很大。宗派主义对党的危害最大的教训,莫过于长征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北苏区后,按照两河口会议精神,原本可以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决议,甚至妄图危害中央,致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川北苏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川陕甘落脚的计划失败。
相较于张国焘宗派主义及其对中央权威的蔑视,刘志丹、习仲勋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则以实际行动,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树立了典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精诚团结,反对分裂,尊重中央和上级派来的领导。当朱理治、聂洪钧等作为上级派来的代表,在根据地内或作为主要领导、或拥有极大权力,并与根据地内的同志产生矛盾,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然维护其权威,从来不搞宗派主义的一套;当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只做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显然也是对红二十五军尊重与让步的结果。二是顾全大局,服从中央指示和工作安排。在“陕北肃反”事件中,刘志丹等明知“左”倾领导人会逮捕自己,仍然顾全大局、服从上级命令,尽可能说服他人保持团结;且坚信,只要“党中央、毛主席来了,一切事就好办了”。对此,李维汉曾评价说:“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陕北肃反”被制止后,刘志丹、习仲勋等毫无怨言,坚决服从中央的工作安排。三是积极扩红支前,保卫党中央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边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红军人数就翻了近两番,总数由原来的1.1万人发展到2.8万多人。与此同时,边区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既保证了红军的供给,也进一步巩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还为红军东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提供了强大的后方和战略基地,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策源地。
三、对党忠诚,维护中央权威,做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抚今追昔,我们在纪念长征,缅怀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时,更应牢记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使命,努力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第一,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近代中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所经历的无数次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中央政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陕北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并成为近代以来最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央权威,关键在于全党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经过94年的发展,我们党团结和统一的基础更加稳固,这是党各项事业胜利的首要保证。在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时刻,全体党员更应对党忠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切向中央基准看齐,自觉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宗旨观,自觉为人民干实事。近代以来,中国真正意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并真正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和团体,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成为土地革命后期我们党成就非凡的根据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把老百姓的一切事情当做党的一切事情,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习仲勋语),和人民打成了一片。正因此,在国民党连续三次进行大规模“围剿”时,陕甘边苏区才能够一次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安全可靠的落脚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任何属于本党的特殊利益。正如习仲勋所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因此,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是对人民忠诚,就是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第三,必须牢牢坚守党的纪律,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作风作为一个政党阶级本质和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判断一个政党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有无良好作风、能否发扬良好作风,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且取决于党的纪律是否严明。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严明党纪、军纪,严惩贪官污吏,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从而形成了“从政府主席到区、乡干部,廉洁奉公,弊绝风清”的良好政风,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纪律出作风——作风赢民心——民心是根本”,已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真理。当前,在我们党遇到“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背景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从先辈的事迹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对党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严守党的纪律,时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不仅在大事面前不糊涂,且在任何时候、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要经得起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风清气正的政治本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