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华网播发了一篇《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的新闻，报道了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的新作《人本型结构论》出版的消息，称：“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人本型结构论——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新思维》近日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对研究和推进‘十三五’乃至更长期间的结构转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应用价值。”引起记者兴趣。记者阅读此书后，感到确实是一部用“新理念”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著作，遂对常修泽教授进行了访谈。

中国新阶段要有“新理念”

记者：常教授，您在书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乃至于更长时期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时，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思维，真正由人本思想来推进结构的转型。”您是如何考虑的？

常修泽教授：这句话被出版社印到“腰封”上，挺扎眼。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和更深层次的“官本位”的影响。

拿“物本位”来说，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人本导向”与“物本导向”的博弈时期。长期以来，结构问题被视为一个“物”的问题，但依我“人本论”思想的观察，透过表面的“物”，就会发现，在“物”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记者：很深刻。能否结合具体某一结构，给读者谈谈？

常修泽教授：好。比如，就说需求结构吧。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时，第一个就是“需求结构的矛盾”。如何转型？在第三章回答：“需求结构转型：以消费者为本位的消费主导型结构”。书中采用大量数据指出，我国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只有36%，2012，）比世界平均水平（60.4%，世行数据）低20多个百分点，而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我把它称之为“物本压制”。

居民消费率低，除了投资率高以外，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够有关。多年来，中国以ＧＤＰ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我在书的第二章“人本型结构论的真谛：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一开始，画了一张中国ＧＤＰ 增长指数与居民收入增长指数两条曲线图，从图示可清晰看出：ＧＤＰ增长指数势头强劲；城乡居民收入线虽然也在上升，但与ＧＤＰ相比两者离差很大（以致形成一个“剪刀状差”），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读者可看看两条曲线图。

针对这个问题，紧接着，我从“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看到：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１９９８年的５３.１％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４５.６％，下降了７.５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生产税净额和企业营业盈余则分别从１３.４％和１９％上升到１５.９％和２５.７％，各自上升了２.５和６.７个百分点。尽管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有统计制度调整的因素（２００４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调整，将“自雇者营业收入”由原来归属“劳动者报酬”调整为归属“企业营业盈余”），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居民在功能性分配中相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言，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作为一个人本经济学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我在书中写道：“需求结构：消费，涉及人；民富，更涉及人。” 

其他结构，包括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一般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都涉及人的问题。所以，我不禁在书的前言《把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命门”》中感叹道：“人啊，人！构成中国经济结构改造、变革的灵魂，也形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导引。”

基于此，我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这一核心范畴。

记者：前一段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在“我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变化”的条件下，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与物本增长型结构不同，您的《人本型结构论》，着力从人本主体角度探索，也可以说试图用一种“新理念”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常修泽教授：新理念、新思维，还说不上。只是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理念运用于经济结构转型而已。既然提到“理念”，书中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结构转型的“根本理念”，是从三个角度分析的。

第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

第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扩大投资。“投资驱动型”深层的原因是“政府主导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找到了“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

第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是规划到2020年，到那时，总体上判断：中国已经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所以，书中提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要设法适应并尽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新要求。

向六大结构“锚地”精准抛“锚”

记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困难在哪儿？

常修泽教授：难在如何将其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个结构中并予以展开。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结构论”不是“空心菜”，而是“实心砖”。如何避免把它“异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畴，真正成为实实在在的红线和“核心范畴”，这对我是个挑战。如果不落地，就是《红楼梦》说的那个“镜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气”呢？我将该核心范畴的落地比作轮船在“锚地”抛“锚”。六大结构看成六个“锚地”，对每个“锚地”都要精准性地抛“锚”，而且让它牢牢“抓地”。这就是我的“抛锚”论。

记者：“抛锚”，很形象。怎么抛呢？

常修泽教授：六大结构都存在不同的问题，要瞄准核心目标。简单说，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这六大结构都用“人本”一线牵。

记者：您能结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谈谈吗？

常修泽教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应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国“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2011年我曾出席国务院服务业规划座谈会，提出了自己关于发展服务业的意见，书中附录发言提纲，新书进一步提出“供给结构：重在发展与人相关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与此相适应，建议国家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哪个是“短板”？书中明确：生产性服务业是“短板”，要补足。生活性服务业应研究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后，人民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我在书中强调应开拓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例如，养老养生医疗健康产业。我写了12个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

“这本书，与天津，与南开，渊源很深”

记者：从书中看出，您以１９７９年参加国务院原财经委员会“经济结构调查组”为起点，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问题作过多年研究，有较厚实的理论积淀，书中将当年您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研究发表的某些成果原件链接，让天津朋友特别是南开校友，看了很亲切。

常修泽教授：这本书，与天津，与南开，渊源很深。１９７９年，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曾组织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查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先生领衔，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障碍进行深入调查。那年，我刚刚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经国家有关部门与谷老师协商，我被临时借调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这是在我学术生涯中研究经济结构的起点。在经济结构调查组，我被分到东北组，后被派往黑龙江实地调查。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在冰天雪地里调研了７０天，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如果没有当年谷老师派我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不会有后来对经济结构的深切体悟。

记者：这里有件令记者感慨的事，书中第六章第一节链接了您35年前在《南开学报》发表的探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文《“竭泽而渔”　后患无穷——经济工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在中国资源环境“后患已现”，不幸被您言中。

常修泽教授：这是我在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实地调查中产生的思想。当时写道：“笔者把上述各种不顾后果的过量捕捞、采伐、放牧，以及拼命地‘掠夺’土地、拼设备、‘吃老本’等现象，统统归之为‘竭泽而渔’。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对我国的生产建设早已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如再不重视，坚决纠正，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正如周恩来同志生前所严肃批评的那样：这是‘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文章特别从理论上论述了“关于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这是比较早的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文。所以《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后，《光明日报》的《百家争鸣》版转载。35年后看，真是“不幸而言中”。虽然对个人学术研究不是不幸，但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来说，则是不幸之事。所以，我在书中写道“３５年后再读到它，既感惊讶，又感痛楚”。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此后是把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

常修泽教授：是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之后，由于参加谷老师主持的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加上研究所内科研分工的细化，我被确定为重点研究制度经济学方面，但对结构问题仍难以忘怀。此后的研究便形成了将体制问题与结构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例如，把要素投入结构与“企业产权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完成了《企业创新论》（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获中共中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把区域结构与对外开放体制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四沿开放（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战略”，等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１７年的“修炼”，为我此后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记者：刚才您讲到“四沿开放战略”。书中链接了当年的原始研究报告，历史资料很宝贵，而更可贵的是27年后您提出升级版的“新四沿”战略，里边还有与天津有关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且把它放在“新四沿”第一条。

常修泽教授：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颇不平衡的国家。为避免“板块群体碰撞”，27年前，即1988年我提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反映了自己一种“大均衡”的情结。27年过去，新阶段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呢？ 

经近年研究，我在书的第八章“区域结构”，提出升级版的“新四沿战略”主张：1.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特别是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发挥沿海地区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2.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3.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大陆经济发展。4.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沿边发展方式。

记者：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您的《“新四沿”战略：打开区域发展大格局》，是人民日报《学术前沿》刊发的，网上转载很广泛，影响很大。

常修泽教授：“新四沿”战略里第一条，就是与天津有关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京津冀”我讲了四个率先。特别提出：“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率先以新一轮开放倒逼改革，在制度创新上走在全国的前列，真正‘杀出一条血路来’。” 

记者：这本书真是您呕心沥血之作，给国家作出了贡献。

常修泽教授：我在《前言》最后一段，引了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二章的名言：“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此处的“伐”，乃“取”也；此处的“矜”，乃“大”也。意思是说，不自取其美，故能成功；不自高大，故能长久。我自知，这本书在体系结构、理论观点和方略实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有的地方可能还有错误，希望读者看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