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这是GDP增速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首次跌破7%。一时间，国内外议论纷纷，在一些国际主流媒体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看来，“破7”表明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甚至有的媒体发出“中国距离金融危机有都远”的声音，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经济可能要爆发经济危机。

不可否认，随着国外内政治经济环境出现深刻变化，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结构性以及周期性的问题，经济发展蕴藏着诸多“危”的因素。首先，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支撑我国十几年连续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产经营压力甚至出现破产倒闭等现象，依赖人口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逐步丧失。其次，粗放型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因资本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受到限制，特别是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进一步使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受到约束。再次，从技术进步角度看，随着我国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试图通过引进模仿来推动技术进步的老路已也行不通了，而相应地促进本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仍然很不完善，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竞争中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最后，从国际上看，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时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处于漫漫复苏路中，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使得外需出口受到极大影响，同时不景气的经济还导致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上升，一些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也已昭然若揭，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风险。此外，随着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现象突出，以地方政府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衰退。而长期所累积的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生态环境危机、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风险交织，使得当前经济正处于一个风险和矛盾、长期和短期问题交织多发期。

然而，更不应该忽视我国经济社会所蕴含的巨大机遇和回旋空间。首先，我国的劳动人口规模和劳动人口参与率仍然位于世界前列，人力资源仍然丰富。特别是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人力支撑。其次，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衡量，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种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助于发挥聚集效应，推动技术创新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再次，我国人口众多，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数量，将产生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强劲的消费能力，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带动规模经济的形成，为我国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赶超提供条件。第四，我国地域辽阔、国土广袤，一些地区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大中小城市地下排水、输电、送气等管网设施亟待改造和完善，特别是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必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最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科技人才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在铁基超导、量子通信、中微子、干细胞、高性能计算、高速铁路、载人航天等方面，先后取得了一批原创成果，相关领域方向甚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从科学论文来看，据汤森路透统计，2013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总量15%，居世界第2位；2004-2014年间，全球高被引论文数量居世界第四，材料、物理、化学等一批学科整体水平居世界前列；在高被引科学家中，中国（含港澳地区）共有134人入选，排名世界第四。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将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此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投行的运营，也将有助于我国更加深入参与国际竞争、引领全球化，推动企业“走出去”。

正如历史学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反复阐述的那样，人类文明是在“挑战”与“应战”之中演变发展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然而“危”中有“机”，只要充分把握机遇，积极主动地“应战”，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挖掘市场消费潜力、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营造良好的政治、商业环境，那么处于“爬坡迈坎”阶段的中国经济，必将迈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