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寻找中国经济新动力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全会及其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为中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描绘了新的宏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目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增长乏力、传统产业过剩、股市持续震荡，告别了人口红利和廉价资源、环境成本的旧经济时代，中国已经站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此次《建议》呈现出哪些新的内容和亮点？对“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脉络又有怎样的梳理？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报特邀权威专家和部分委员给予解读并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树立发展新理念 引领经济新常态
——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1月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第六届财新峰会·中国新规划”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五大理念是‘十三五’规划的灵魂，也是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次《建议》把这五大理念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是因为这是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理念转变才能推动行动变革
杨伟民介绍说，“十三五”规划不仅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收官规划，而且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第二个35年发展开启航程的规划。为什么要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杨伟民讲述背后的逻辑，“‘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决胜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既定的、不能变的、没有退路的目标。虽然目标没变，但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相比，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十三五’规划必须回答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用新的理念去寻找新的思路，去走新的路径。”
杨伟民表示，“十三五”时期也是中国转方式、调结构的窗口期。最近两年经济运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旧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确实已经很难走下去了，调结构也没有退路了，只有做优存量、做强增量才能找到出路。这不仅关系着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顺利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还关系着后小康时代发展后劲是不是可持续。
杨伟民举例说，“当前化解过剩产能的工作比较迟缓，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旧常态，没有认识到新常态下有些行业发展的涵义已经发生变化。”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做的事主要是增量调整。所有产业都要上，都做加法，上项目、加产能。结构调整不过是不同产业的增长速度不同而已。过去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增长的产能可以被需求吸收。现在，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总体大于需求，生产出来没有现实需求支撑，形不成现实的增长，供求关系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对经济减速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必须开始进行存量调整。对于产能达到峰值的领域，发展意味着调整，以旧换新，以小换大，是减量、提质、增效，必须要靠提高产品质量、品种，满足个性化需要等办法提高行业附加值和增加值，这才是现在产能过剩行业发展的真正涵义。
“新常态下，仍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内涵要扩展，重点要改变，要的是那种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具体说是产品要有市场，投资要有回报，员工要有收入，企业要有利润，政府要有税收，资源环境要可承载。总之在发展导向上我们要GDP，而不要唯GDP。”杨伟民指出。
五大理念决定未来发展路径
杨伟民指出，五大理念的树立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五大路径。“为什么要将创新发展放在五大理念之首，它针对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再靠要素驱动来实现发展。过去各级政府都把控制或扩大投资作为主要手段调控经济增长，新常态下，投资作为增长动力仍会发挥关键作用，但作为最大动力的时代基本过去了，必须把驱动力转到创新上来，把投资与创新结合起来，投资是必要的，但要推动有效投资。”杨伟民表示，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新旧增长动力青黄不接，要把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在《建议》中，创新的含义是十分广的，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等。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既要注意培育新的动力，同时还要激发老的动力，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的再创新。
“协调发展并不是要求不同地区的GDP增速和收入水平一样，也不是鼓励地方不管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一味提高福利待遇，提供免费午餐。”杨伟民强调要正确理解和看待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他还提醒记者注意，中央在总结“十二五”规划成就时，用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五”，但在提出“十三五”规划建议时，用的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过去城镇化的做法是，要地不要人。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在需求、供给两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伤害。从供给看，将来会面临‘谁来务工’的问题，从需求看，现有的房地产难以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落户困难且缺乏政策预期。”杨伟民表示，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降低用工成本等都有深远意义。
“过去我们提民富国强，现在不仅民要富，国要强，而且中国要美，这就要绿色发展。”杨伟民表示，在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绿色发展成为历次五年规划当中内容最多的一次，“绿色发展本质上是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近期不仅可以培育很多新的增长点，在长远上关系着中国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否能够永续的问题。”杨伟民还指出，工业文明下如何发展已经有了清晰概念，但在生态文明下如何发展还有待探索，包括此次建议提出“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这些都是新词，希望通过努力让中国能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谈及开放发展，杨伟民表示，新常态下，对外开放不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扩大出口，而是要以全球视野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实现内外需的协调，进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要并重，引资、引技、引智要并举。
至于共享发展，杨伟民指出，共享发展主要针对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覆盖面还不够的问题，《建议》提出十六字方针，“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最后共同迈向小康社会。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2015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世界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9%，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在面临着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之下，中国经济能够实现6.9%的增长率，极为难能可贵，全年对2015年世界经济新增增长部分的贡献率将达到30%，这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朱光耀指出，世界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关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世界的关注予以明确的回答，其中之一是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种大的政策框架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中国发展理念的创新，对于“十三五”规划的完成是一个行动纲领，是一个指导理论，它对“十三五”规划的胜利完成乃至在今后更长的时间都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将在2020年在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总规模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应在6.5%以上。中国将在现有标准之下实现完全的脱贫，这个目标将比联合国确定的2030年全球脱贫目标提前十年实现。中国的发展会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我们的重要贡献。
“‘十三五’规划把‘一带一路’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强调，是中国第一次把国内的经济发展计划同世界经济脉搏的跳动紧密相连。”朱光耀表示。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习近平主席明确地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对所有对“一带一路”表现出合作意愿的国家开放；“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有多方面的合作形式，通过多方面的合作来加以体现；“一带一路”是共赢的，是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造福于沿带、沿路的国家。“一带一路”不是哪一家的私家小道，而是大家携手共进的阳光大道。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沿路国家和全世界的强烈共鸣。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世界经济发展更加离不开“中国引擎”。据悉，中国将在2016年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朱光耀表示，届时，世界将进入“G20的中国时间”。他指出，11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读懂中国”国际研讨会的外方代表时对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的相关政策考虑作出了最清晰、最全面、最权威的阐述。习近平主席强调：办好2016年G20峰会，就是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一是大家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推动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达成积极共识，采取具体行动；二是20国集团机制得到发展和完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得以巩固，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三是各方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彼此分歧，对外传递20国集团团结协作的积极信号。这是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对G20峰会2016年议程的政策考虑，也是中国对如何主办好2016年的G20峰会最权威的阐述，它将指导中国在G20进入中国时间以后如何准备好G20峰会的相关议程，如何推进G20发挥它在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促进全球的经济治理。
“在中国主办G20峰会的过程中，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指示，我们将加强同G20成员国的政策沟通，注意倾听各个成员国的政策要求，进一步提高共识，增进理解，使G20作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协调平台，发挥它的作用，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中国特殊的贡献。”朱光耀表示。
加强制度创新开放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行动纲领。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离不开制度创新。《建议》一大亮点是加快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那么如何落到实处呢？蔡玲指出，多年来，民营企业要求进入上述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但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往往遭遇“玻璃门”。比如石油的开采、进口、提炼、批发、零售、运输等各个环节，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中石油等平等竞争，其有的分公司，对内实施油运价格低于民营企业数倍的“内外有别”价格歧视政策。交通、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领域存在着广泛、复杂的垄断，有的形成了多个凭借行政权力垄断生存的既得利益群体，严重干扰市场公平竞争。这是深化改革遇到的难啃“硬骨头”问题。“为此，应加强制度创新，推动开放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蔡玲强调。
蔡玲建议，加大改革创新，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她指出，目前，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仍然是政府价格管制较多的领域。要积极推进价格改革，扩大竞争性环节的范围。“比如电信技术的发展，使电信业务从接入到增值服务的竞争都显著加强。即使在重要公用设施、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政府在实施定价行为时，也要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蔡玲表示。此外，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监管机制。一方面建立垄断行业成本约束机制，通过监审垄断行业成本、公开垄断行业成本、引入第三方成本评估等制度，形成垄断行业成本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垄断行业科学定价制度，在完善专家评审制度的同时，要提高政府定价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特别是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价格调整，尽可能公开成本构成等信息，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建议。
“同时，应加强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蔡玲对记者表示。尤其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开放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成效、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废除地方保护、分割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的“土政策”和各种花样翻新的潜规则。把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同步推进。健全社会服务体系，规范律师、公证、会计、资产评估、咨询和仲裁等社会中介机构及行业协会的行为，为加快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十三五”服务业市场开放影响转型增长全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将是决定经济转型和改革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三五”改革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三五”应重在谋划好、把握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路径选择，以转型改革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并实质性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转型增长全局
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提出“十三五”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强调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
对此，迟福林认为，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无论是增长的趋势、结构，还是动力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点突出。
“从经济转型的新趋势来看，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有望形成制造业的竞争新优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同时，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快速转型中。”迟福林表示。
而从经济转型的新结构来看，迟福林认为，“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升级上一个新台阶。
“将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迟福林表示。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十三五”既是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期，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窗口期”。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三五”应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加快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格局。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适应经济转型趋势、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又是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转型增长全局。”迟福林表示，目前服务业已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短板”。
在他看来，多年来，由于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服务业领域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三低一高”———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服务业对外开放度较低、服务业服务水平低、服务价格高。
“‘十三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矛盾就在服务业领域。需要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服务市场价格，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这就需要推进服务业准入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迟福林建议，还应尽快制定“十三五”服务业市场开放行动计划。
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在迟福林看来，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不仅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而且掣肘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因此，需要在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攻坚结构性改革。
“当前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的政策与体制矛盾还比较突出。比如，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加大投资。从统计数字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产后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4.2%。其中，全社会需求增长比较快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严重偏低。”迟福林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结构带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
他分析，当前不讲条件地强调“投资是关键”的政策导向，导致投资消费结构性失衡的局面难以扭转；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业领域困难重重；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难以改变；金融结构不合理，普惠性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难以得到明显缓解；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转型急需的实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
因此，他建议，“十三五”期间，要破题投资体制改革，把投资建立在有效需求的基础上，突出消费的导向作用推进投资转型，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服务业投资比重；其次，还要加快推进以消费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同时，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此外，他建议，还要调整教育结构，加快发展与经济转型趋势相适应的中高端职业教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