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取得多项共识和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双方既有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少分歧和矛盾，决定了合作与竞争共存并同步强化将成为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常态”。

一、新型大国关系语境

自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提出以来，中美两国关于其内涵及路径既有基本的共识和默契，也有具体的分歧和认知差距，新型大国关系语境并不意味着中美认知达到了多么高度的统一，相反，无论当前还是未来它都是一个共识和分歧共存共生的认知复合体。

（一）理念、共识和默契

1、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新理念。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首次明确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1]。同年5月，胡锦涛主席为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提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3]。这标志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上升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大方针。

2、“庄园会晤”推动新型大国关系从中方理念上升为两国的元首共识。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得到了美国官方的积极回应。2013年3月，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演讲时称，“致力于构建现存大国与新型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次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华时明确表示，美国“将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目光定位美中关系”，与中方一道为“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强劲生命力”。2013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两国元首面对面地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还提出努力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了重点方向。

3、“瀛台夜话”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进行了再确认。“庄园会晤”以后，由于先后受到斯诺登事件、美国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过激反应、公开要求中国澄清南海断续线、因网络问题起诉5名中国军人、奥巴马会见达赖等一系列问题的干扰和影响，中美关系一度陷于紧张，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也备受质疑。2014年11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双方不仅回顾了自庄园会晤以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的进展，还深入探讨了如何“在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4]这实际上宣示了中美关系仍然运行在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上。

4、“白宫秋叙”标志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已部分转化为战略默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习近平主席到访美国的前一天称，“即使在两国分歧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仍然拒绝接受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简化逻辑和消极言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两国管控分歧的能力远大于此。”[5]白宫发布的成果清单重申“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共同致力于建设性管控分歧并扩大和深化诸领域合作。”[6]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7]奥巴马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也明确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他“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8]上述言论表明，致力于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限共识和战略默契。

（二）美方的忧虑、质疑和重构

自新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对于中国日益积极及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努力总是躲躲闪闪。克林顿政府后期中美曾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一共识不就即被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弃之不用；后来中方退而求其次，倡导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而美方则抛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提出，两国应致力于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而中方则希望建立“互相合作、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或“互利共赢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上述一系列的互动表明，美国并不愿意与中国分享定位两国关系的话语权，对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努力更是心存芥蒂。

当前，美国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反应并没有跳出这种惯性逻辑，而且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的忧虑似乎不降反升。具体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明，担心中国为美设套。美国学界认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具有模糊性。其中“不冲突、不对抗”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履行捍卫其盟国安全的义务构成潜在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中国在处理与邻国领土争端时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强硬立场；对于“相互尊重”，美方的疑虑是，中国是否会借此再次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仅包括台湾、西藏等传统主权领域的问题，还包括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一系列领土主张。在美方看来，这对其显然不够公平，因为仅从字面理解，美国需要对中国作出巨大让步，而中国似乎并不会因为该原则而承受任何让步或损失。

第二、美国担心中国谋求与其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用“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指代中美关系，原因是中国一向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有能力遏制中国崛起的唯一超级大国，如果美能够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则意味着中国的大国实力和地位得到了美国的承认，这势必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道重新制订和确立两国在双边、地区及全球事务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准则。对此，美国既没有意愿，更谈不上准备。

第三，美国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是变相的G2结构。从美国角度看，“新型大国关系”与“G2”模式本质一致，容易造成“中美共治”的印象。美国在亚太存在日、韩、澳等盟国，同时还有印度、印尼、越南等重要伙伴国家。在这些国家看来，中美大国关系框架对它们同美国的同盟或伙伴关系构成威胁，甚至使菲律宾和越南这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产生“被抛弃感”，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有可能因此被逐步蚕食并最终打破，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局面。

第四，美国担忧“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一旦完全按照中国地构思建成，有可能成为中国重塑亚太新格局的地缘政治工具。出于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以及规划世界发展蓝图的主导作用，美国“传统上对其他任何国家提出的地缘政治新框架都不感兴趣”。[9]美国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有可能成为重塑亚太秩序的新的概念框架。当中国人所说“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时候，中国的本意是两国可以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处，但在美国听来，中国似乎是要同美国分治或是共治太平洋。这对美国意味着不仅要给中国腾挪空间，有可能还要相互确认边界清晰的势力范围。美国还担心，接受中国的政策创意，无异于承认美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丧失了主导权，同时还意味着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竞争中，美国已自认衰落并甘败下风。奥巴马对华外交将会面临更强烈的舆论批评和更强大的政治压力。

不过，美国的质疑或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完全抛弃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而是要尽可能地去掉明显的中国印记，并设法规避在它看来中国对其设置的种种陷进。为此，美国必须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进行重构，必要时抛弃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也在所不惜。截止到目前，美方的回应完全印证了这一逻辑，其态度已从最初较为积极，日趋转向消极，在后来甚至极力避免公开提及。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美国的态度相对积极但有所保留。奥巴马及美官员一般使用“中美新型国家关系”和“中美新型合作”回应中国的提法，但避免使用“大国”二字。[10] 2014年7月，奥巴马在致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的贺信中提出，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最终建成以加强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为特征的新型关系”。[11]尽管“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两项内容与中方主张基本一致，但美方措辞有意避开了“大国”和“相互尊重”等核心要素。2015年2月，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谈及中美关系时仅称“两国正通过扩大从全球健康到防扩散等广泛领域的务实合作，致力于构建建设性关系”；[12]9月，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说时同样仅仅提及“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惠及两国人民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13]

二、同步强化的合作与竞争

新型大国关系语境的复杂性实际上折射了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现实性，而且合作与竞争均呈逐步强化或加剧的态势。

（一）合作

1、军事合作成亮点。长期以来中美军事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薄弱和脆弱环节。2013年庄园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在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还提出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有力推动了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快速发展。

高层互访呈现常态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两国国防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继实现互访，保持了两军高层互动的连续性。中美两军联演联训实现多项历史性突破。2013年11月，中美两军在夏威夷首次举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这也是中国军队首次踏上美国领土；2014年，中国军队还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和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多国联合军演；同年，中国还与美、澳两国共同举行了中美澳三方联合军演。2015年1月，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两军部队又实现了混合编组、联合作业。

军事交流机制日益健全，军事行为规范日趋完善。中美既有的军事交流机制主要包括综合性的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和功能性的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交流机制、中美军事环保信息交流机制、中美军舰互访机制等。中美陆军之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规划部与美参联会战略规划与政策部之间也建立了对口交流机制。2014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军宣布建立中美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海上部分）；今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又宣布完成了关于空中相遇安全和危机沟通的新增附件。此外，范长龙访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美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文件》，并提出了举行陆上联合演练或比武竞赛等初步设想。至此，中美军事交流机制以及行为准则已基本实现陆海空全覆盖，标志中美军事交流的机制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全球治理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全球治理合作，尤其是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不仅是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突出亮点，它还预示着中美扩大合作的巨大潜能和空间。去年奥巴马总统访华，两国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并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尤其是中国首次公开设定碳排放的峰值期限，令世界为之震动。今年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进一步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声明》，美国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的许诺；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14]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反映了中美两国为推动巴黎气候大会成功再度作出实质性努力。中美还签署了关于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就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救灾及人道主义援助等更广阔的发展问题开展合作。

3、建设性分歧管控产生实效。近年，网络安全成为近乎引爆中美关系的重大分歧。今年9月，美国媒体披露奥巴马政府准备因黑客问题宣布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中美网络对抗一触即发。为此，习近平主席委派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与美方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了深入交流。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信息”，[15]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美有效管控分歧的另一典型案例。美国最初对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一直持抵制态度，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试图另立炉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习近平访美，中美双方就此达成共识。中方承诺新成立的金融机构，将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原则保持一致并遵循现有金融机构的环境和治理高标准；而美国承诺尽快落实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美围绕亚投行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和摩擦由此得到了有效地管控。

（二）竞争

美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质疑和担忧表明，随着中美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持续发展，美在处理复杂而重要的两国关系时，已失去了以往的淡定和自信；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在对美交往中则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信，其结果是美国对中国战略疑虑的增长超过了中国对美战略疑虑的上升，促使美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核心，全面强化对华竞争态势，中美竞争强化的主要表现如下。

1、战略军事竞争。尽管美国“再平衡”战略是包含外交、经济及军事内容的一个综合战略，但军事“再平衡”至今仍是力度最大、最具实质意义的部分，主要包括：计划把美国60%的海空、网络及外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16]；强化以澳大利亚和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的军事存在，在澳大利亚驻军2500人，并部署C波段雷达和太空望远镜； 升级扩建关岛基地，计划把近万名美军从冲绳迁往关岛；美军重返菲律宾并向新加坡派出四艘滨海战斗舰。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美国2012年《国防战略指针》明确将中国定为奉行“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的潜在“敌手”。[17]美国还专门为此提出了“空海一体战”概念，“战略转向不仅在于把注意力转向亚洲，还在于宣布了以空海一体战这一新的战争形式解决如何挫败中国因掌握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而在太平洋地区可能的军事野心。”[18]新近，又把把“空海一体作战”升级为“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作战”，强调诸军兵种以及盟国军事力量的联合使用，通过对敌饱和打击，逼其屈服。

2、地区主导权之争。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领土争端，但美国一直热衷于卷入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美国的目的显然不是谋取领土利益，但领土争端的解决却事关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问题。美国的逻辑是，一旦中国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胁迫其盟友的方式，解决了领土争端，将会直接蚕食其亚太同盟体系，甚至会引起其同盟体系的崩塌。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偏袒其盟国和伙伴的立场正日益清晰。

2014年2月，美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质疑我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这也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质疑“九段线”的合法性；4月，奥巴马总统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美日安保条约义务适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由日本管辖的所有领土。”[19]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总统出面，宣称其双边安保条约涵盖中国领土钓鱼岛。5月，美国因中国在西沙群岛海域部署石油钻井平台，指责中国的行动是“挑衅”和“侵略行为”，[20]完全背离了美国自己声称的在主权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的一贯政策。2015年，美国又围绕中国在南海的建岛行动大做文章。美国不仅派出侦察机携带媒体记者抵近中国岛礁飞行，国防部长卡特还在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高调指责中国，称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与国际规范和地区共识“不合拍”，强硬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活动。美国还威胁以舰机闯入中国新建岛屿的12海里范围内航行，对中国发起挑战。

3、在亚太秩序问题上强化对华竞争。在政治层面，美国以“前沿部署”外交为手段，加强对“战略摇摆”国家的争取，使美国外交影响力不断向亚洲大陆蔓延。在过去六年里，美国显著增强了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推动缅甸启动政治改革进程，美缅关系实现突破性发展；奥巴马还两度到访印度，不断加大对印笼络力度。

在经济领域，美国以推进“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TPP）为主要手段，把中国排斥于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贸易框架之外。奥巴马从不讳言，中美两国在缔造亚太区域贸易机制问题上存在激烈的竞争，他在发表2015年国情咨文时声称：“中国想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这个地区书写规则，那将使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处于不利地位。”[21]“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初步达成后，奥巴马再次声称：“由于我们95%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美国以外，我们不能允许中国那样的国家制订全球经济规则。”[22]国防部长卡特甚至说，“就广义的再平衡而言，‘跨太平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相当于一艘航母”[23]。美方还认为中国积极推动不包含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力主尽快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推出气势宏大“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战略运筹，都是中国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尤其是“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的战略应对，它们事实上将同美国在更广阔的印太地区形成竞争态势。

在安全领域，美国坚守其亚太同盟体系，认为这事关美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美对中国指责美日同盟是对亚太安全重大威胁的言论表示不满，坚决反对任何挑战美亚太同盟体系的行为。美认为中国提出的新亚洲安全观对“美国在亚洲的角色构成根本挑战”，因为此概念的基础是“中国是亚洲安全的提供者而美国则是可能威胁亚洲安全的外部国家”[24]。此外，中国香山论坛从学者间的“二轨”对话升级为学者和军官共同参加的“1.5轨对话”，也反映出中国希望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外另立亚洲安全对话的炉灶。[25]

三、结语

尽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竞争与合作态势呈同步加剧之势，但可以看出，竞争总体上没有给合作带来过多干扰，而合作则对竞争产生了有效的制约，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波浪式前进的轨迹。据此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判断。

1、新型大国关系对指引中美关系的重大积极作用不可低估。根源于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内涵的认知分歧以及主导权竞争，新型大国关系语境并没有发展成为成熟完善的共识语境，但即便如此，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也对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生了应有的正面作用。正是由于新型大国关系语境和愿景的促进和拉动作用，中美才在原本认为不可能的地方成就了合作亮点，中美之间看似一触即发的分歧和摩擦才能重返建设性管控的轨道。就此而言，美国如果执意言弃，遭受损失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方。

2、新型大国关系语境面临更大程度的稀释，甚至关乎概念本身的存留。竞争与合作的对比状态对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语境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合作远远多于竞争，新型大国关系语境就会得到强化，如果竞争远远多于合作，新型大国关系语境就会被进一步稀释。当前由于习主席访美刚刚结束，中美在网络、南海等突出问题上的分歧还处在有效的管控之下，但由于两国都没有提供问题的答案，因此这些问题可能只是短暂的蛰伏，一旦双方不能及时找到答案，在美国大选的背景下，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迅速炒作起来，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更难找到存身之地。

3、管控竞争应是当前经营中美关系的优先任务。在合作与竞争同步强化的时候，管控竞争使之维持在良性轨道之内，这样不仅可以能够防止竞争失控，还可以使合作不受竞争因素的不必要干扰，这样中美关系合作面大于竞争面的基本格局就可保持稳定，从而也为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管控竞争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竞争的规则化和规范化，中美海空意外相遇行为规则、网络空间行为对话、中美BIT谈判都反映了这种努力。管控竞争还应把握时机创造条件，推动竞争向合作转化，寻求合作新的增长点。最后，管控竞争须谨防诉诸单边施压或是胁迫，否则，其结果只能是走向对抗。

4、重建信心才能重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定力。美国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节节后退，不仅映射了美国的不安和焦虑，也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美国对把控中美关系未来的信心严重不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有顶住非议和猜疑的战略定力，中国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充满了信心和诚意，当然也希望美方能够感受到中国的信心的诚意，重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