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不仅成为海峡两岸民众与各党派关注的焦点，而且为世界瞩目。2008年以来，先是倡言“胡马会”，继而又有“习马会”之说，为什么“习马会”在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即将卸任之际才得以举行？会面地点为什么选在新加坡？会面时为什么两位领导人互称“先生”？这次会面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深入透视“习马会”，这次会面不是偶然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必将对开创两岸新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习马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49年底开始，海峡两岸处于隔绝状态。正如习近平在“习马会”致辞中所言：“曾几何时，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苦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两岸关系才进入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时期。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海峡两岸领导人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曾经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进行过努力探索。邓小平在两岸关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由此可见，“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已经清晰地勾画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蓝图，开辟了积极稳妥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路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形成，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已经建交，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已经消除，同时国民党自身形象与大陆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中国国民党通过不断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与教训，苦心经营，使台湾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民众生活的提高，使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改善。尽管蒋经国由于历史的包袱太重不愿意在大陆政策上彻底放弃敌对立场，进而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抛出了“三不政策”，但还是迈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步，即放弃了其父始终念念不忘的武力“反攻大陆”口号，代之以和平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其后，蒋经国本着“向历史作交代”、“向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大势所趋和“有所变，有所不变”思想指导下，一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政治革新，一方面创造“亚银模式”即以 “中国台北”名义出席亚行会议，理性地处理了“华航货机”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他病逝前毅然决然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从而开启了两岸关系交往的闸门。
进入90年代，新当选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极力推行“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发展到公然主张“两国论”，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危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李登辉之流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为了遏制“台独”，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问题上的最突出贡献：
一是因应两岸衍生的问题，在两岸签订《金门协议》的基础上，与台湾成立的“海基会”相适应，成立了大陆“海协会”，建立了两岸非官方协商机制。
二是在两岸共同需要的基础上，经过艰难协商，两岸两会于1992年达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成为两岸交往的基础和前提。
三是实现了1993年和1998年两次“汪辜会谈”。“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一步。“汪辜会谈”的举行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祖国大陆积极推动下，在两岸关系迅速发展的压力下，在台湾当局现实政治需要下等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四是发表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政治主张。在八项政治主张中，最突出之点在于两岸协商谈判的对象上，由邓小平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调整为“两岸和平统一谈判”。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江八点”遭遇了李登辉的分裂行为和“两国论”的挑战，使得本应发展的两岸关系大好局面出现了逆转。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民进党上台后的“台独”势力猖獗状态，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台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坚决反对“台独”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问题上的最突出贡献：
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并于2005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依法制“独”。
二是主动邀请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到大陆进行参访，建立党际交流平台。2005年4月至7月，三党主席分别率团先后参访大陆。特别是国共两党会谈公报强调，建立在共同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促进终止敌对状态”、“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等。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也表示，支持“胡连会”达成的五项愿景，承诺“只要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年内可以完成三通”。事实充分证明，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抛弃前嫌，从两岸大局和民族大义出发，共同迈出的这历史性的一步，不仅打破了两岸僵局，而且开启了1945年重庆谈判后两党60年的再握手。
三是首次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概念，并将和平发展概括为“两岸关系主题”。特别是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正式呼吁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4月还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为实现两岸“三通”与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是重启两岸两会交流机制，将两岸关系推进到“和平发展的轨道”。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立即开启了与大陆之间的两会交流，一年之内两会共签署了6项协议，标志着两岸“三通”的基本实现。2010年10月两会又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ECFA的签订，实现了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标志着两岸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两岸关系真正进入了“和平发展的轨道”。
五是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在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六点意见”：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维护国家主权，协商对外事务；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六点意见”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宣言，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形成的标志。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之外，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与马英九坚持“九二”共识功不可没。马英九刚刚上台3周，就派出了以江丙坤为首的“海基会”代表团赴大陆与“海协会”进行交流，承诺2年实现“三通”，其结果在2008年底就实现了。2010年12月23号，马英九在接受台湾《联合晚报》的专访时表示，他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石，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要和平发展是很大的问号。2012年马英九赢得大选获得连任之后，在当选感言中宣称，说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胜利，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这是我们一条追求繁荣与和平的台湾路线的胜利。马英九讲的“和平的台湾路线”，就是坚持“九二”共识的路线。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对发展两岸关系又提出一些新的主张，最重要之点就是将“九二共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写进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就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论述保持了大陆方面对台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同时也展示了新一届领导人的魄力，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观点，具有鲜明的锐意进取，求真务实的特点。概括“习马会”前习近平在发展两岸关系上的贡献，主要是：
一是站位高，将对台工作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习近平指出：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的正确道路。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和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大局与前途，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
二是敢于担当，面对困难不回避，不拖延。习近平指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对于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习近平强调“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同时强调“我们有耐心，更有信心”，“排除一切干扰”，并相信：“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来”。这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政治智慧与使命感。
三是突出强调两岸双方应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基于“两岸一家亲”理念，强调两岸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尊重差异、增进理解，共同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四是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两岸同胞要加强文化交流，以此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习近平在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谈时特别强调加强两岸青年人的交流，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
五是突破两岸民间交流的界限，开创两岸官方直接交流，为开创两岸新局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2月11日下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与来访的台湾方面大陆事务负责人王郁琦在南京紫金山庄紫金厅举行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成立20多年来首次负责人正式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国民党退台65年来，两岸事务负责人第一次正式会谈，意义在于打破了65年两岸官方不接触的历史，并建立官方直接沟通机制。其后又有次“张王会”和两次“张夏会”。正是第二次“张夏会”张志军同台湾方面大陆事务负责人夏立言在215年10月14日提出“习马会”的问题，两岸领导人一拍即合。
由上可见，“习马会”并不是偶然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二、“习马会”对于开创两岸新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了解“习马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然结果的基础上，再来探讨会面的时间为什么选择在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即将卸任之际？众所周知，台湾实行所谓的“政党政治”，不是哪一个政党说话就可以算数的。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之所以有“胡马会”，后又有“习马会”之说，是因为在两岸实现“三通”之后，要开创两岸新局，没有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就不可能取得历史性的突破。由于2014年11月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遭遇惨败，马英九为选举失败辞去了国民党中央主席职务，因此相当多的人认为“习马会”已经破局。产生这种观点也是从一般常规即党对党谈判的角度出发的，而“习马会”正是打破了这一常规，才构成了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习马会”之所以选在2015年11月，主要是因为两岸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习近平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是出于对台湾社会未来政治生态的考量。由于国民党近年来执政绩效不佳，民意支持度比较低，如果出现政党轮替，仍未放弃“台独”理念的民进党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其结果就有可能使两岸和平出现历史的倒退。“节点”之际的“习马会”就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基于此，习近平与马英九两位先生就毅然决然在新加坡会面。
会面地点之所以选在新加坡，主要是因为1993年“汪辜会谈”就在新加坡，也是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两个人抛弃国际场和会面的共同选择，其意义不言而喻。习、马2人不是以党的最高领导人名义见面，而是以两岸领导人身份见面，2人见面之所以互称“先生”，这是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之前。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也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的精神。
对于“习马会”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
第一，有助于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开辟新的空间。66年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两岸之间交往空间尽管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官方交往，交往空间往往被挤压。随着2014年大陆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的直接交往，立即实现了“习马会”。由此说明，两岸交往互动层次的提高提升，有利于促进两岸两岸沟通对话，扩大交流、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岸同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习马会”翻开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二，有助于巩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的20年时间里，两岸关系之所以几乎到了战争的边缘，主要是因为李登辉与陈水扁推行了一条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台独”路线。“习马会”之所以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轨道，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的丰硕成果。正因为有了这七年的积累，两岸双方才能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在习、马会面过程中，两位领导人都多次谈到“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性，这就表明今后两岸之间要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也为今后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有助于台湾同胞中共对台政策和祖国大陆的深入了解。由于李登辉与民进党多年来抹黑大陆，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中共对台政策有误解，认为大陆不尊重台湾；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在民进党的误导下出现“逢中必反”的“太阳花”学运。对此，习近平在会面致辞和谈话中，均强调“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习近平还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要增进同胞的亲情和福祉，让两岸同胞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只要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两岸双方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并把好事办好。
第四，有助于激发两岸同胞携手合作，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这次会面向全世界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习近平特别表示：面对新形势，站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起点上，两岸双方应该胸怀民族整体利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携手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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