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说的“智库”，又称“思想库”“智囊团”。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现代智库已在美国存在100余年，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早在1910年就已成立。
不久前，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外交政策倡议两家智库联合发布报告称，日益老化和萎缩的美军实力正相对衰弱，如果美国继续削减军费，美军的技术优势将不复存在。无独有偶，美国兰德公司近期出台的《1996至2017年美国与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认为美中军力差距正大幅度缩小。近年来，随着美军预算进入紧缩期，美国智库为军方“哭穷”的事例屡见不鲜。事实上，智库对美军的作用远不止于此，甚至被视为美国军队的“最强外脑”。
军民融合——打造庞大的智库方阵
作为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与咨询业的领头羊，美国是无可争议的智库大国。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共有智库6681家，其中美国智库达1830家，数量超过了其后9国之和。在全球前10大智库排行榜上，美国独占6家。一直以来，美国智库以其科学的分析、精准的研判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广泛影响着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至于有学者把智库视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部门”。
作为一支技术密集型军队，美军非常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善于运用智库“解惑”“支招”和“指路”。目前，美军已建成分别隶属于最高统帅机关、军种和作战司令部以及院校的三大智库群。这三大智库群分工明确、功能互补，构成了美军建军备战的“思想宝库”。
最高统帅机关的智库，是指国防部和参联会下辖的委员会或分析中心。如大名鼎鼎的净评估办公室，可为美军最高决策层提供系统化的安全环境评估、作战场景预想和战略规划，是研究美军发展战略和战争战略的核心智囊。各军种和作战司令部的智库，包括陆军能力整合中心、海军研究办公室、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等数十个科研机构，主要负责本军种或战区的武器装备发展、能力需求评估、作战概念开发等。院校智库，主要是指中高级军事院校下属研究机构，如美国国防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所、陆军军事学院的战略领导与发展中心和海军军事学院的海战研究中心，它们是研究防务政策、作战理论和军种战略的主要力量。
为确保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美军还积极利用一些实力强、影响大的民间智库为其出谋划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知名民间智库，均把美国国防部作为重要客户。如今，民间智库已成为影响美军重大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据《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10大防务智库中，有6家是美国民间智库。
经过多年发展，美军军内智库与民间防务智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许多美军军官退役后选择进入民间防务智库发挥余热。例如，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每年将近2000万美元的经费拨给与其关系密切的智库和防务学者，其中超过一半的经费流入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等6家民间防务智库。
近年来，美国防务智库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军内智库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一些松散的、自发性智库层出不穷。如由一群年轻海军军官成立的国际海上安全中心，主要研究海洋安全问题；而由一帮陆军营连级军官成立的防务界论坛，主要研究陆战场作战问题。另一方面，民间防务智库进入新一轮洗牌。如2007年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短短数年就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核心咨询机构，并成功跻身2014年全球10大防务智库榜。
智库咨询——决策链条的重要一环
作为美军重大军事决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智库对美军建军备战影响很大。在当前美军军事转型、海外用兵筹划和新一轮国防创新中，都可看到智库的身影。美军之所以看重智库咨询，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美国是一个以技术创新立国的国家，对知识和智力的崇拜深入人心。二战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广泛招募国内顶尖学府和科研机构的科技精英，不仅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喷气式战斗机和原子弹，而且解决了战争中遇到的一系列作战难题，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二战的经历使美国军方认识到，工程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军事作用，毫不逊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和坦克。二战结束后，美国军内和民间防务智库迅速崛起，兰德公司就是典型代表。
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最初完全为美国空军效力，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从冷战初期美国对苏核战略的成型到上世纪50年代五角大楼重组，从策划越南战争到推动上世纪90年代的新军事变革，兰德公司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半个多世纪，兰德公司和它的理性选择理论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此外，兰德公司还是最先系统性研究现代恐怖主义的智库，早在1972年就创办了《国际恐怖主义年表》。
进入新世纪，随着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日趋复杂以及美军使命任务的日益多样，智库在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务决策中的作用有增无减。“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决定成立国土安全部，但在界定这一新部门职能时却无从下手。得知消息后，传统基金会马上展开行动，撰写报告、召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2月，在奥巴马总统正式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前，他的办公桌上放了35套方案。这些方案均出自美国顶尖智库之手，内容包括撤军准备、撤军步骤、潜在风险等详尽的细节性分析，奥巴马总统要做的只是做出选择。
去年8月，当美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首次提出制定“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想法后，兰德公司、大西洋理事会等美国知名智库闻风而动，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研究，积极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出台出谋划策。其中，美国新兴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于去年10月启动了名为“超越抵消：美国能否维持军事优势”的专项研究，发表了数十篇分析文章，并在2015年组织了系列研讨活动。
质量为先——大国智库的生存之道
当前，美国拥有各类智库1800多家，其中近半数涉足国家安全与防务领域。近年来，随着美国国防预算进入紧缩期，防务科研经费一砍再砍，美国各类防务智库的生存压力陡增，智库间竞争日趋激烈。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促使美国防务智库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之道。
美国知名防务智库大多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依靠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品建立声誉、赢得项目、筹措资金。这种“质量决定命运”的生存模式，迫使智库始终把研究质量视为生命线，使其能够排除干扰、独立研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赢得军方信任。2010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的《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构想》报告，被时任参联会主席迈克·马伦称为“打破军种之间、联邦部门之间……‘烟囱’的范本”，这是缺乏生存危机感的军内智库无法企及的。在“排名决定地位”的环境下，美国智库还通过发行出版物、召开研讨会、参加听证会甚至主动培训军方官员等方式，千方百计扩大影响力。美国军方正是看中了智库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频频资助其为军方“代言”。
美国一流的防务智库，都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基础性、前瞻性课题研究。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大概用60%的时间做长期战略研究，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2014年10月27日，即美国防部正式提出开发“第三次抵消战略”半个月前，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就“抢先”发布了长达70多页的专项研究报告。这份名为《迈向新的“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的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前两次抵消战略的背景、内容和经验教训，探讨了新抵消战略的关键要素，并提出建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构想。无论是从篇幅还是深度看，该报告都绝非“速成”之作。事实上，这种“抢先一步”的做法，在美国智库中屡见不鲜。
美国智库之所以善于“下先手棋”，得益于美国独特的“旋转门”机制。作为精英汇聚之地，美国智库与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人才交流机制。知名智库成员会被吸纳到政府决策部门，直接参与决策，而政府高官退出政坛后，也会到各大智库发挥余热。例如，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老布什政府的空军部长詹姆斯·罗切均出自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团队。2014年12月2日，美国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就“第三次抵消战略”举行听证会，两位作证的智库专家分别担任过海军副部长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计划部主管。通过“旋转门”机制，智库人才与军方官员之间建立了“双向通道”，有利于智库了解军方关切，保证研究成果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作者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走进美国海军分析中心
童真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网站上写到：“我们的分析师在二战期间与海军密切合作，开创了作战研究之先河，一直延续到今天，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作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今年9月我来到美国海军分析中心进行学术交流。该中心是由二战期间美海军“反潜作战运筹小组”逐步发展而来，1962年与美国海军脱钩，成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但仍主要服务于美国海军和国防部门，素有美国海军“兰德公司”的美誉，是美国重要的智库之一。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领域广泛，从军事问题到非军事问题均有涉猎，但主要聚焦于海军战略、战役战术、作战评估、资源分析等问题研究。半个多世纪里，它不仅见证了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整个过程，更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二战至今，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在研究思路上始终瞄准美国的作战对象或潜在对手，及时为决策机构提供独到的见解和应对方案。如1942年，其前身“反潜作战运筹小组”就推出了一系列反德国潜艇的战术理论和作战方案，成为将作战技术应用到海军方面的典范。后来又针对前苏联的海军战略部署和海上安全等提出诸多反制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上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快速发展，该中心又特别增设了“中国研究部”，重点针对中国的安全与军事、经济、能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特别是对当前中国海上力量乃至国防军队改革进行现实考察。可以看出，该中心的研究理念不仅限于服务当下，更注重着眼未来。因为一个成功的思想库，其核心价值不只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在于其“预知未来、影响未来”的能力。
理论分析离不开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形成了与作战部队的人员交流机制。从中心的人员构成看，本身就体现了美国“旋转门”的特点，许多都是来自美国各军种的退役官兵，他们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对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此基础上，中心还特别将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科学分析人员，定期派到海上和指挥部岗位，充分发挥他们对作战计划制定和战术运用的积极作用，同时丰富了其自身的实战经验，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海军分析中心与美军作战部队的这种常态化交流，无疑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中心研究队伍的人才培养机制。
如果你来到海军分析中心，一定也会被它长廊里陈列的各类研究著作和报告所吸引。在这里，你将发现很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而且其中大部分已经以电子出版物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读者分享。这种市场化的营销机制，也正是该中心扩大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的有效途径。可见，一个成功的智库，既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培养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同时还要建立市场化的营销机制，打造品牌效应。
总的看，一个国家的智库水平往往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水平。如果说政府是国家的“主脑”，那么智库则是决策机构的“外脑”，智库的“集体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智慧”和未来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智库数量排名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但其中跻身世界前100名的高端智库都寥寥无几。未来，我们可以借鉴美欧等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转变科研方式和思维模式，围绕创新驱动，打造智库的核心竞争优势，为我国的和平发展群策群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