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实现转型再平衡要“过三关”
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达高点出现转折算起，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已经超过五年。从最新统计数据看，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底在何方”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成功触底并进入稳定持续中高速或中速增长轨道将取决于三个条件，或者通俗地说要“过三关”：高投资触底；严重过剩产能退出取得实质性进展；新动力形成并部分有效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这是一个由以往10%左右高速增长平衡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衡转换的过程，因此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
第一个条件：高投资触底并稳定在一个适当高的水平上。我国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85%左右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而制造业投资较大程度上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通俗地说，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出口已经大体触底，房地产正在触底过程之中，并成为近期增长回落的主要变量。房地产投资已经出现环比负增长，预计在年底左右可能出现同比负增长。当增长由负再次转正后，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同时也意味着全社会投资增速触底并趋于稳定。
尽管投资增速下降明显，但对维持一个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来说，投资依然起关键作用。投资仍有一定潜力，但不确定性加大，出错的可能性增加。如基础设施投资中收益确定、现金流好的项目已经不多了。有些项目，长期和社会效益或许是有的，但如何判定并不容易。在基础设施投资上，也会出现“泡沫”或产能严重过剩。特别是迫于保增长压力，项目选择不当、风险积累的问题值得关注。
转换投资机制至为重要。需要由对风险更为敏感，更为负责任、专业化、精致化的投资主体和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一方面，要探索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PPP方式有一定潜力，但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前一段时间的实施情况看，作用不宜高估。主要问题是预期难以稳定，交易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是应当作为主攻方向的，是在以往限制进入和交易、效率低下的领域，下决心放开准入、鼓励竞争。潜力较大的有两个领域：
一是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以电信为例，近期降低资费问题议论较多，但如果缺少足够竞争，社会对真正降低成本、改进服务信心不足。放一两个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进去冲一冲，局面就会大不一样。即便如此，国有资本为主的大格局不会改变。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前瞻地看，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
二是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这方面的主要顾虑是农民利益受损。这种顾虑不无道理，也应该有若干底线。但目前所讨论或争论的相关问题中，有些是预设性的，并非有确定的逻辑和事实依据，比如农民卖掉宅基地就会喝酒，沦为无家可归者。其实，城市中这种人也有，比例也未必低。有些问题则是改革发展中可能遇到或难以避免，需要通过更好地改革发展和调整政策加以解决的，比如赶农民上楼、工商资本下乡占地撂荒等。如果没有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产权确定和保护，没有这些要素的流动、交易及其带来的优化配置，农民利益将无从得到显示，更难以保护和增进。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的大道理，其他道理都要服从于这个大道理。如果这个大道理能起作用，下一步城市化进程中还有可观的有效投资空间。城市化发展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使以往孤岛式城市变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网络型城市体系。大城市内部投资空间已经不大，但城市圈、城市带内互联互通潜力很大，要素流动动力充足。一方面，部分农村人口要进城，寻找就业和居住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够跟上，部分城市人口到中小城镇、有潜力成为中小城镇的现有农村地区的意愿正在增加，大量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也有必要转移到中小城镇。这个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机会，为稳投资、稳增长做出贡献。关键是如何有效打通体制政策通道。
第二个条件：严重过剩产能退出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经济中适当程度的产能过剩是常态。这里，我们定义的“严重”产能过剩，是指过剩超过正常水平，影响到企业生产和盈利的可持续性。近年来我国增长速度回落，主要是与高投资对应的重化工业增速回落。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缺少理解。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这正是近年来钢铁、煤炭等产品需求和价格一跌再跌的原因所在。
供给回落慢于需求回落，于是出现了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幅度超过5%，也就是中国式的通缩问题。相应地是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来的下降。9月份数据显示，下降幅度还在加大。具体分析，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也大体是这个比例。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是在相关行业，重点是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减产能，幅度应在30%左右。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然而，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难”也超出预期，原因大体有几条。一是减产能将会降低工业增速，在稳增长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难以落实。稳增长不能减产能，稳效益则要求减产能，由此可见在这里稳增长与稳效益是有矛盾的。二是有关地区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等减产能到位后坐收渔利，从而陷入“囚徒困境”。三是减产能后的职工就业、银行债务等问题处理难度很大，缺少配套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采取了等、熬、拖的办法。比如，煤炭行业80%企业亏损，不少煤炭企业产品出厂价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一半，亏损生产，靠银行贷款支撑。这种局面显然不可持续。企业长期亏损，财政减收、债务违约、就业困难等问题不可避免，相关地区乃至经济全局可能出现更为困难的局面。
目前，相对于扩需求，减产能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更缺少有效办法。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仅靠市场力量优胜劣汰难以奏效。必须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拿出符合实际、管用可行的解决办法。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定配额、可交易、增社保、减债务的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配套方案。
第三个条件：新动力形成并部分有效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新动力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有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关融合。
新动力有如下值得关注的特点。第一，对冲力有限。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在数量上对冲已有产业下降的能力有限。第二，新要素组合。新增长领域基本上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特征的，在价值链上说是“上台阶”的。这就要求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要素组合。第三，替代性增长。这些新领域大都是新增长空间挤压旧增长空间，更多体现了增长方式和质量的改进，同时也会引起利益关系的重组乃至冲突，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网上打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
在体制和政策上，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是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特别是中高级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如调动科学家、工程师的积极性，发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有效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在全国形成若干个类似深圳这样的创新中心；更多地依靠更具前瞻性、进取心和侵略性的前沿创新型企业家而非眼光有限的套利型企业家；更多地依靠具有长期稳定预期、专业化、精致化、耐心与韧劲突出的企业体制和企业文化；减少泡沫和其他非生产性套利的诱惑、干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励，如借鉴日本经验，长期实行加速折旧政策。
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必须有实质性转变。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是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相信市场的力量，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中的大量试错，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正确的发展路径。政府应当学会培育环境而非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尤其是不能维护既得利益，制造新的寻租空间。从实际情况看，政府转型在理念、人员、方案上准备不足，虽有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上述三个新增长领域中，最有活力、令人鼓舞的是互联网及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活动；制造业升级有所进展，但尚不及蔚然成风；新产业发展较多地还是沿用传统模式，内在潜力有待发掘。
在中长期，汇集全球创新要素的创新中心、高效的风险投资机制，尤其世界级的大学教育和研究体系等，将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得以实现并可持续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高投资触底后，将会进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增长能够得以稳定并可持续，还将取决于供给端严重过剩产能能否调整到位。尽管新增长动力对冲能力有限，但将成为带动增长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
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轮增长回落的底部有可能出现在2016年的年中左右。任何对未来增长回落到位的预期都带有主观性，更重要的是观察相关指标的变化。如果投资增速趋于稳定，企业利润稳定或有所回升，PPI由降转升，可以大体判断增长底部开始出现。初步测算，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今后几年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左右。如果市场推动的增长6%左右，政策刺激提供0.5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将有望实现预定的增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