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世界反恐14年

“9·11”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恐怖组织开始出现组织体系的合流之势。以“基地”组织为例，除了其核心领导层，“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地区等多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又有类似于索马里青年党这一类宣誓效忠的恐怖组织，以及接受了其思想与主张的潜在的恐怖分子小组以及独狼式的恐怖分子。

巴黎发生的“11·13”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并将重新塑造今后的国际政治格局。

从美国“9·11”到巴黎“11·13”的14年间，反恐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这段时期可以用“一个标志、两个阶段、三场战争”来总结。一个标志是指本·拉丹;两个阶段的分界点是2011年5月;三场战争分别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

本·拉丹是“基地”组织的创始人、领导人、精神领袖，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今的恐怖组织，塑造了当今的恐怖主义形态;从2001年的“9·11”到2011年5月本·拉丹被击毙，是国际社会14年反恐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反恐是美国的头等大事。美国以反恐划线，在世界各国的支持下打击恐怖主义。这期间美国进行了两场所谓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改变了国际反恐格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11年5月至今，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本·拉丹被击毙，反恐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不再是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目标。这期间发生的叙利亚战争直接催生了IS(“伊斯兰国”)，在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下，IS已经成为一个比“基地”组织更为强大与极端的恐怖组织，成为了新时期恐怖组织的代表与象征并策划实施了巴黎“11·13”恐怖袭击。

回顾从“9·11”到“11·13”的历史，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各国的反恐活动都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调整，并相互影响与作用，共同形成了这段时期的国际反恐格局。

上篇：恐怖主义进化出六大新特征

分散为“细胞”

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派出重兵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并对其造成了重创，相当部分的骨干成员被击毙或抓获。在美国的重压之下，“基地”组织成员四散逃逸，原来那种集中生活、训练、管理的模式已经无法实现。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基地”组织逐步改变其内部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独立的“细胞”结构。每一个“细胞”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小组。小组之间没有联系，各自独立存在，自行策划和实施恐怖活动。每个小组都有独立的活动能力和发展能力。

这种多中心式的组织结构模式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单个小组被破坏对恐怖组织所造成的损失，提升了恐怖组织的灵活性，同时也增加了打击防范的难度。

新代表层出不穷

恐怖主义的新代表层出不穷而且愈发极端。在“9·11”之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本·拉丹及“基地”组织就是恐怖主义的标志与象征，他们栖身的阿富汗营地是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在美国的反恐战争开始之后，“基地”组织被驱散，其位于阿富汗的大本营也被捣毁。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成为了全世界恐怖分子的集中场所与训练营地，涌现出了以扎卡维为代表的一批新的恐怖主义新生力量。

伊拉克战争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索马里青年党、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又在各自的领地上兴起，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叙利亚战争中，又涌现出了新的代表人物巴格达迪和新的、更加强大、更加极端的恐怖组织IS。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本就不容小觑。据法国媒体和专家介绍，目前“伊斯兰国”组织通过走私石油等自然资源、绑架勒索、信徒捐赠、倒卖文物等多种手段，已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富有的恐怖组织。特雷维迪克透露，“伊斯兰国”组织旗下的战士已达到3万名，比“基地”组织用15年时间召集到的人还要多。

西方本土的恐怖势力滋长

当西方国家忙于在中东地区推进反恐战争之时，其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却在逐渐滋长。

2005年7月7日，伦敦发生连环自杀式爆炸案，共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4名实施自杀式爆炸的恐怖分子均为英国本土穆斯林。

2007年6月，一个名为比拉尔·阿卜杜拉(出生在英国的伊拉克人)的医生和一个名为卡菲尔·艾哈迈德(印度穆斯林)的博士生驾驶并点燃了一辆装满了丙烷气罐的吉普车冲进了格拉斯哥机场。幸运的是，警察和民众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点燃丙烷气罐。

2010年5月，30岁的美籍巴基斯坦裔男性费萨尔·沙赫扎德在纽约时代广场引爆一枚汽车炸弹，但没有成功。

2012年3月，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儿子穆罕默德·马拉法在法国图卢兹枪杀了7个人。

2015年1月7日发生的《沙尔利周刊》袭击事件，实施者为法国本土的穆斯林。此外在马德里“3·11”、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等案件中，也都有西方各国本土穆斯林的身影。

形成三个新的热点区域

阿富汗战争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领地被占领，人员四散逃窜。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战场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集中地、训练营，大量的恐怖分子在伊拉克战场上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后，开始向其他地区进行扩散和发展。塔利班在恢复了力量后，重新控制了阿富汗三分之二的国土。“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在“阿拉伯之春”的过程中占领了也门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

在非洲，“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开始“非洲化”。乍得、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恐怖组织都已经聚集到其麾下。索马里青年党公开归附于“基地”组织。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也有和“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合流之势。2012年3月，一个自称为“基地组织萨赫勒以南地区分支”的组织宣布到达尼日利亚北部，并处死了两名西方人质。

除此以外，“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正在向印度尼西亚、车臣和中亚地区前苏联的伊斯兰加盟共和国渗透。借助于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战争给予的机会，一个新的、比“基地”组织更加强大的IS出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区域。由此，恐怖主义在中东、南亚和北非形成了三个新的热点区域。

网络恐怖主义兴起

“9·11”之后，严峻的形势，促使各国政府结成了反恐同盟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反恐措施。各国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不仅促使恐怖组织在现实空间中进行转移，而且还推动恐怖主义向互联网转移。

利用互联网，恐怖袭击的效果可以最快速度传播，效果也可以最大化。恐怖主义追求“让更多人死，让更多人看”，借助于网络，后一点可以完美地实现。巴黎“11·13”袭击中，恐怖袭击的场面通过互联网在全世界传播，恐怖分子的目的达到了：把恐惧的感觉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深深感受到恐怖分子的可怕的力量与巨大的杀伤力。

利用互联网，恐怖分子还可以宣传思想、扩大影响。IS经常在网上发布斩首视频，一方面扩大了自身影响，一方面也成为了宣传自己，招募新成员的“旗帜”。利用互联网，恐怖分子还可以方便地传授恐怖袭击的方法与技巧、进行资金募集和情报收集。

形成相互呼应的体系

“9·11”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恐怖组织开始出现从思想体系到组织体系的合流之势。

思想体系的合流体现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逐渐接受了以本·拉丹为代表的“圣战者”的思想。本·拉丹在阐述“基地”组织目标时说，从事“圣战”的核心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而这一点已经被IS部分地实现了。思想体系的合流使得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有了大致相同的理论基础、目标体系，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相互的认同。

组织体系的合流体现在，恐怖组织已经形成一种层次众多、结构松散的组织网络。以“基地”组织为例，除了其核心领导层，“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地区等多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又有类似于索马里青年党这一类宣誓效忠的恐怖组织，以及接受了其思想与主张的潜在的恐怖分子小组以及独狼式的恐怖分子。

这些所有的群体分布在世界各地，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松散的网络结构，同时在行动上和思想上又相互呼应与勾连。西方情报界已经发现了这种在本质和组织上最为显著的变化，因此把在意识形态上与“基地”组织相关的“圣战”网络称为“基地组织及其关联运动”。

下篇：全球反恐新格局

这14年间，全球反恐行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尤其是国际合作日益重要，打击恐怖主义的效果与全局或局部的国际合作开展情况息息相关。

构建系统的反恐法律体系

“9·11”之后，从联合国到世界主要国家，都把制定完善系统的法律体系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基础工作。

2001年9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73号决议。2002年4月，联大通过的《打击向恐怖主义提供财政资助的国际公约》生效。2005年9月14日，安理会通过第1624号决议。2013年1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129号决议。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制定了《爱国者法案》。2002年4月，美国防部宣布组建新的“北方司令部”。2002年10月通过《反恐怖主义法》，同年11月国土安全部成立。

“9·11”事件发生后，英国议会于同年12月通过了新的紧急反恐法案。2002年6月，欧盟塞维利亚首脑会议达成框架决议，对恐怖主义做出明确的定义，形成了统一的反恐法律框架即《关于欧洲逮捕令及成员国间移交程序的框架决定》。2005年5月欧盟签署《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缔结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同时，目前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审议阶段，有望很快通过生效。

其他诸如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较为严重的国家，也纷纷通过了相关的法律支持和指导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不断完善和改进反恐体系

打击恐怖主义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正确的战略是打击恐怖主义成功的前提。

2006年9月联合国商定了一项全球反恐战略，之后又分别制定了《联合国反恐战略(2008)》《联合国反恐战略(2010)》《联合国反恐战略(2012)》和《联合国反恐战略(2014)》，用于指导各国的反恐工作。

而美国早在2002年9月就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提出了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

除了宏观战略，各国还在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情报体系、行动体系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改进。“9·11”之后多个国家都成立的专门的反恐专业机构，负责进行情报与行动的统一指挥与协调。例如，美国在“9·11”之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对美国情报界进行了改革，推动了情报的整合与共享。

国际合作决定成败

回顾自“9·11”以来的反恐历史，可以发现打击恐怖主义的效果与全局或局部的国际合作开展情况息息相关。相关国家只要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恐怖主义就必然被重创甚至被剿灭;相关国家如果勾心斗角、相互掣肘，恐怖主义就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马德里“3·11”恐怖袭击之后，西班牙通过与周边国家的高效合作，基本已将埃塔剿灭。美国对阿巴边境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势力的清剿，也得益于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方面深入而有效的合作。

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希望逊尼派的IS作为牵制伊拉克什叶派政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棋子，不愿过度打击。美、俄的角力导致IS在中东抓住机会、坐大成势。

美国调整了反恐行动模式

小布什当政时期，美国的反恐模式是以战争来反恐。因此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的财力，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深感反恐战争难以承受之重。

奥巴马就任后，改变了小布什的反恐行动模式，从战争反恐转变为了综合反恐、精确打击。综合反恐是指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而是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反恐，并采用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清除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2011年本·拉丹被击毙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在打击IS的过程中，美国主要是利用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多地陷入战争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在反恐中角色和作用的转变——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是战争的领头人、主导者，而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不再打头阵，而是扶植叙利亚反对派，利用代理人来进行战争。

各国加强安全防范

“9·11”之后，各国均加强了自己国内重点目标与区域的安全防范。

美国作为“9·11”的直接受害国，应对最为有效。“9·11”之后恐怖分子策划了多起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除了波士顿马拉松血案外，均被有效预防和处置了，没有造成太大伤亡。

英国在“7·7”之后也同样加强了国内的安全防范措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同样如此。

但是巴黎一年之内连续发生《沙尔利周刊》血案和“11·13”恐怖袭击折射出各国的安全防范措施仍然存在明显不足与漏洞。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系教研室主任 吴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