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和思考

通过本次理论学习，我较为系统地精读了部分马克思经典原著、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等相关书目，认真聆听老师细致讲解，经过反复学习与认真思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由碎片化到系统化的转变，提高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深刻理解了在“四个全面”背后，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和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把握其战略思维，对深刻认识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的辩证统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理念。“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

“四个全面”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它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印证、互为支撑，不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而且还构成了一个融会贯通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一个目标系统、三个支撑系统”：全面小康是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治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领导系统，后三者都是支撑系统。“四个全面”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系统紧密相连，是总布局与总方略、社会结构与社会动力、现代化道路与中国道路、制度建设与政党建设、治党治国与强军兴军的有机统一。

在“四个全面”系统中，每一个“全面”，都有其独特的定位，特殊的作用，共同促成这一系统的良性运行。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基础。宏伟目标要靠切实可行的科学举措来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二者共同成为助推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三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实现前三个“全面”的根本保证。“四个全面”环环相扣，互相嵌入，协同发展，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这四个“全面”，如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棋盘”上的战略“四招”，招招都下得好、下到位，方能互为犄角，满盘皆活。哪一个“全面”出问题、不协调或滞后，都将有碍于“四个全面”的整体发展和协同效应。“四个全面”宛如相辅相成的“四柱八梁”，共同支撑起治国理政的宏图伟业。

二、“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重点论和两点论观点的辩证统一

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避免片面的、静止的看问题，更注重“辩证思维的哲学”。辩证思维注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注重“两面性”看问题以及矛盾双方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注意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次要方面。我们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必须体现全面性的要求，做到统筹兼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是“两点论”。同时，又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着重把握事物矛盾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重点论”。这个方法就体现在“四个全面”中。“四个全面”的“全面”本身就要求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方面，全面和重点是分不开的，全面是有重点的全面，重点是全面基础上的重点。改革也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将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科学推进各项改革。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十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中国的问题确实“不比不发展时少”，市场经济打开了实现现代化的闸门，同时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了价值概念多元化。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由大向强可谓“树大招风”，越是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

从国家安全环境上看安全问题趋于复杂，海洋方向挑战增多，南海争端、钓鱼岛问题不断，近期日本不顾二战受害国家强烈反对，通过了安保法，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国家战略聚焦看，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重振制造业，抢占高端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在中低端领域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对我国形成竞争，随着我国劳动成本的上升，印度、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凸显。美国主导的“两洋战略”（ＴＰＰ、ＰＴＩＰ）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协议一旦达成，将对全球贸易规则产生重大影响，势必挤压新兴经济体的空间，这些都会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两头挤压”的困境。同时，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要用几十年解决西方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还要解决自身特有的突出矛盾问题谈何容易。现存问题主要表现为：较为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社会管理中存在部分不受制约的权利，社会不公、腐败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民怨，增添国家发展的负能量。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等，这些都给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要求。要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靠那种单兵突进、剑走偏锋的决策只会捉襟见肘，靠“一放就灵”、“一包就死”的神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把各种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考虑，加强顶层设计，使改革发展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把实现“四个全面”确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使我们党的战略关注点从经济建设领域拓展到更为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目光更加远大，视野更加宽阔，责任更加重大，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全局、开创新的局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能更好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确保发展风险可控，以全面从严治党来强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四个全面”提供了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要矛盾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既确立了主要矛盾，又为解决主要矛盾提供了行动纲领。“四个全面”，准确把握治国理政的若干重大关系，科学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既把握了治国理政的全局，又抓住了治国理政的重点，同时也优化了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坚持实现中国梦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坚持改革与法治的统一，坚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抓好党的建设这个最大政绩的统一，为科学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效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和“腐败陷阱”等困境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必将铸造更加成熟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优势”，推动中国从实现“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的转变。

三、“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点和创新思维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它在本性上是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及其问题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不断面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迎来了一个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种政治家、战略家的责任担当，在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中国国情、世界形势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构想。“四个全面”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突显了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可以看出，“四个全面”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我们党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同时“四个全面”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品质，它是在批判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理论，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部署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可以说“四个全面”既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第三步顺利实现的保障，而且又大胆地超越了“三步走”战略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归宿点，矛头直接指向要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高潮。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三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坐标，强调“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三个前所未有”，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进一步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必须彰显更大的决心、拿出更大的勇气、凝聚更多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一切事物，只有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既然是过程，就有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种状态的存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任何一项重大治国战略的形成与出台，也往往基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机统一。“四个全面”也是如此，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对未来科学研判的积淀，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辩证统一。从“四个全面”形成的过程也可以领略其所内含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的智慧。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从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都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历史的传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和务实精神。

“全面”二字体现继往开来，表明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开创一个全新的格局。“全面”彰显一种延续性，表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以往方向、路线的一脉相承。“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尊重历史，沿着历史进步的逻辑前进；立足现实，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实际问题；面向未来，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走势。“四个全面”是在历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谋篇布局、顶层设计所提出的，并不是一味求新、求特的产物，而是基于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逻辑上推出的。“四个全面”之新是它面临的时代之新、问题之新、挑战之新和将历史、现实与未来高度融合之新。“四个全面”是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战略布局，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彰显出致力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决心和思维智慧。

“四个全面”不是过去时、固定时，而是运动时、发展时。这就是说，“四个全面”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历史—现实—未来，从“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中点”，在“四个全面”中起着目标导向作用，它本身就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体。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理想信念，讲求实事求是，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强化战略思维能力，提高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本领，以坚定的政治自觉、强烈的使命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逐步落实、逐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