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持续引发了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亦从学术讨论进入社会实践，并“借用既有文化资源与意识形态，赋予了软实力迥然不同的诠释”。基于中国立场和价值本位，在中国的对外和对内文化政策中，一方面需要努力寻求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支持，一方面需要以意识形态和商业并重的方式，在与发达国家的战略博弈中不断提升与文化相关的国家利益。

软实力概念在中国不断升温

就对外实践而言，中国选择的方式如时殷弘所说，是“在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特点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的”。在内部实践方面，主要是通过国家决策者的自觉选择，大规模运用文化产业开发和推动文化产品等手段，期待使文化产生影响力而发挥软实力的功用。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还做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力求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培育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内容生产，提升文化品牌的树立，推动文化产品直接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此举把软实力建设作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实现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关系。总之，相关讨论在中国各阶层不断深入，热情和信心也在不同人群中增长。

约瑟夫·奈认为，一国软实力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正当合理、具有道德权威性的对外政策。以此为基础，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涵盖一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同具有的、体现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质的精神魅力和影响力，涉及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科技与教育实力、文化遗产和文化产品、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也包括知识、体制的创造力和决策、外交等方面的智慧与实践等因素。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软实力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和工具，必然包含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取向，必然以其特定的精神魅力而为民族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服务。一些学者和机构还把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讨论关联在一起，主要关切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免于内部或外部力量的影响，确保中国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维护国内民众的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

“软实力”建设的中国语境

西方有关世界秩序与软实力的话语，对应的是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也是为后发展国家设置了一种“话语陷阱”，需要清醒面对，审慎分析“软权力”建设的具体语境和功能发挥的现实途径。

对中国来说，应根据国家的整体战略设计，以及有利于国情和长远利益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衡量标准，形成独立可行的理论话语，特别是要契合复兴中国文化对内、对外的实际目标，而不是将影响力作为主要目标。就近一个时期的国情而言，中国应优先解决国内经济区域差异、基础设施建设绩效、社会转型期压力增大和社会局部领域不稳定等问题，而不应过于关注在全球层面的软实力表现。毕竟，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文化，要成为真正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全球化知识”，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再者，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来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软力量，也是一种基于个人和群体实际生活感受的现实选择，与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个人追求、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指向追求国家的财富和影响力。历史经验表明，民族国家以政权或意识形态力量推动的文化和国家认同，需要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以各种方式延宕转变的过程，包括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断裂、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及民间传统自主性的丧失、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义系统的局部性崩塌，等等。

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看法是：当前大规模展开的软实力建设，需要有一种未来的导向，对中国社会与文化远景做出制度与文化安排，不能把发展软实力仅仅看成是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手段，而应立足国家和人民长远的利益来计量、勾画。对于“文化强国”战略，应该认识到，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积累过程，需要时间、包容和多元战略支撑，不会因为政府或相关部门的行政指导便能一蹴而就，不会因为某些文化机构、商业部门的市场化运作就能毕其功于一役。

还要看到，中国作为并不富裕的大国，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国际援助义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赞誉，但粗放增长、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世界的资源与市场竞争中亟待改变，从而更好地护持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作为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都极为复杂的大国，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方式要与时俱进，实现时代性创新。更重要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文化建设面临的真正考验是对于自身的态度，为了外在世界的评价而放弃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不符合软实力建设的主旨：对外在于寻求信任、理解与尊重，对内在于国民的福祉，其根本还在于后者。中国的现实与世界各国以及各种群体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待不可能完全吻合，中国的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要考察世界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必须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诉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现实需要。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暨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