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三严三实”，“严以修身”和“严以律己”是基础，而“严以用权”是最终落脚点，它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是规范和提升领导干部从政修养、从政行为、从政境界的核心。

严以用权的核心是对权力的态度。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对权力的定义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权力犹如“双刃剑”，如何用之，个人认为，最高境界就是“无私权”，就是通过个人的人格魅力即非权力去影响别人，最终完成党和人民交办的任务。个人的人格魅力来自于对党纪法规的坚守、来自于对权力的淡定、来自于能使人们服从的精神上的力量。

在《资治通鉴》上记载，唐宣宗时期官至同平章事的周墀，他在就职前向判官韦澳请教如何当宰相，他问韦澳：“你能力小责任重，怎么帮助我？”韦澳说：“愿相公无权。”周墀一听愣住了。韦澳又接着说：“赏功罚罪要符合天下公论，不要以自己的爱憎喜怒为转移，天下自然就治理好了，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个人权力呢！”周墀深以为是。

“万众有私，众私唯公”。如果为官者的权力都是用之于公、用之于民、用之于规、用之于责，也就不会出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说。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权力意味着责任和奉献，除了公权，没有任何其他私权、特权。诚如小平同志说：“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倘若用权为私或偏袒不公，甚至大失“天下公论”，那就违背了党的宗旨，玷污了“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

历史的经验表明，为政以德则治。掌权而“无权”，才能用好权，才能为民谋利造福。历史上的一些清官如包拯、海瑞等之所以名留青史，万民传诵，就是他们都是用权为民、用权为公。新时期的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由于“无权”，所以他们站得直、行得正、治得好，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所以纷纷落马，究其原因，乃“私权”膨胀所致。

“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要做到“无权”，就得“去私”，“去私”就意味着敢于放权、放心、放手，要想着权力的公家的，而不是个人所有。领导干部唯有坚持立德修身，禁绝贪欲，着力塑造个人人格魅力，做到“为官无私权”，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要想留下群众认可的“政治遗产”，要坚持有权而不凭权，有资格而不靠资格，有关系而不借关系，而是要依靠自己掌握着的真理，靠扎扎实实的工作，靠老百姓看得见的实惠，靠处理问题的正确，靠自己的模范行动，为自己也为“好干部”这一光环树立权威，赢得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