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分歧中求共识 合作间谋发展

2015年是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意义重大的一年。继2013年“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夜话”之后，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总统再续“白宫秋絮”佳话，谱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程的新篇章。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同时，在经贸合作、传统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分歧。2016年美国大选及大选结果也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评估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态势，如何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成为我们亟待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2015年11月22日，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的“习近平访美后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TPP与中美规则竞争、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与2016年美国大选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分歧点与利益共同点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出发点，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美两国将继续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信号。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存在很多利益共同点。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尹承武详细梳理了本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成果，如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双方加强协调、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在伊朗等问题上保持沟通等等，表明中美在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已达成共识。在军事安全合作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高祖贵指出，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加剧以及激烈的大国博弈，使中东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非常突出的增长点。美国尤其希望中国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肩并肩，中美在中东的共同利益增多，合作的需求在上升，合作也在不断扩展。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小卓认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呈现出军事上互动合作增加、危机管控加强等新特点，指出中美两国都致力于维护亚太稳定，保证航海自由以及防止核扩散。

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中美没有根本性分歧，只有具体内涵与操作上的认同差异，以及某些现实领域的利益冲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指出，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实际是赞赏的，出现分歧是由于提出者是中国，美无法克制对中国开始界定中美关系并逐步发挥领导作用的忧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孙建杭教授则通过深入剖析中美间金融、海洋等领域存在的竞争与分歧，指出只有把海洋权益之争、金融等领域的国际秩序之争处理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能落到实处。

进一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中国处理好自身发展问题，其次需要中美两国通过深度的沟通协调来合力推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林利民教授指出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中国要先把自己的“鞋带”系好，不仅要看到美强我弱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还要看到我们国内积蓄的发展压力，因此我们的外交战略急不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周丕启教授分析了美国在看待中国解放军建设上的怀疑态度，指出只有通过加强中国军队自身作战力量，适当走出去，才能消除美对中国的猜疑，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进一步发展。至于如何做到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协力推动，国际关系学院林宏宇教授提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应致力于探索全球价值观认同，齐力构建2.0版的新型大国关系。

客观地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宫力教授总结说，中美两国是差异很大的国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因此我们要有面对曲折过程的思想准备，要有大国的从容心态。面临未来的更大挑战，必须始终坚持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不动摇。

TPP与中美规则竞争

2015年为亚太经济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TPP的分别出炉，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架构不断出现，中美间的规则竞争逐渐浮出水面。

TPP的提出以及伴随而来的中美规则之争，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实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王荣军强调，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带来规则与治理体系的变化。伴随中国实力的增强，现有的国际体系调整不可避免。而中美对于国际经济体系调整认识的差异，将导致自2006年就存在的中美规则竞争继续存在。

TPP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以及中国国内发展带来了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TPP的出台使得WTO走到了边缘，同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挑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纪军教授认为，TPP通过对1.8万种商品实行零关税援助，大量贸易与投资必然会转移到TPP内部国家，这将对中国国内进行梯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未来想要加入TPP，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避免。

TPP与中美间的规则竞争，赋予了中国发展前进的动力，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也有一定积极意义。正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建奇所言，美国提出TPP主要目的在于引领全球经济规则，而非单纯地遏制中国，既然是引领全球的经济规则，TPP当然是给中国预留了位置的。我们要认真研究TPP文本，加快培养有全球治理能力的人才，最终实现自身的进步。陈凤英所长也指出，TPP实际是一件好事，未来TPP和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运行可能会使中美真正走向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在推动供应层方面改革的目的和条件也是基本一致的。面对TPP的挑战，我们可以现在不加入，但必须先做好自己的事，倒逼美国和中国一起走，缩小差距，减少分歧，共同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与2016年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奥巴马政府任期已近尾声。对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的梳理，以及对大选的分析与评估，对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意义重大。

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积极与消极方面并存。通过与其前任小布什的比较，可以将其积极方面概括为：结束战争、与古巴的协议、与伊朗的核协议、同中国的气候协议、多边主义的运用，等等。通过与尼克松时期比较，可以看出其不足之处也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总结了奥巴马外交政策经济优先、加强协调、采取克制、转向亚太等十大特点。宫力教授则指出，与尼克松时期相比，奥巴马不仅缺乏战略思维，也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其战略收缩还远远不够。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集中评估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这一战略确实使美国加强了与盟国的关系，取得主动权，但也面临着众多困境。

伴随2016年美国大选，不同的执政党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自然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纲认为，明年的美国大选，以希拉里为首的民主党优势突出。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美中关系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共和党上台执政，已经达成的美古协议、伊朗核协议不会被推翻，而中美关系则更多取决于俄美关系等国际环境的变化。受国家利益、观念结构的影响，外交政策中也有不变的一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罗建波认为，中美在经济上存在高度的依赖和互补，各层面各领域的对话和协调机制日趋成熟，双方化解危机、增进共识的能力在继续增强，因此，无论美国哪个党派、哪个领导人上台，中美关系的基调都难有大的改变。但由于中美间存在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两大结构性矛盾，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充满变数。

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建飞在总结中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我们要长期推行的对外战略，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面旗帜。中美不仅在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上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在价值观、处世哲学与思维哲学上也存在着众多共同点。因此，对于未来中美能否做到在分歧中求共识，合作间谋发展，我们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