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众目所归，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基调和部署基本上将决定着第二年“看得见的手”将如何运作并影响整个市场运行。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尤其令人瞩目，原因当然就在于当前中国的经济正遭遇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将如何出招，中国经济能否突围，杀出一条活路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乃是风向标。
先谈谈当前的经济形势。当前，中国经济传统三大增长动力——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前两项已经完全消失，后一项也已经消退；中国经济眼下正面临产能过剩、债务过高以及泡沫严重这三座大山的困扰；另外，中国经济还存在着美元回流、全要素生产率下滑以及制度转型等三大风险的侵袭。
当传统增长动力消失后，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何在？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根本不可能自动进入常态、健康、可持续的增长通道，所谓“新常态”永远只是理想和追求。中国经济的三座大山又当如何化解？如果化解不了甚至化解不及时，中国经济事实上将很难进入健康、稳定增长的“新常态”通道，反而会有极大的可能在“老病态”的泥潭中挣扎。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美国经济已吹响加息的集结号，新兴市场正备受压力，阿根廷货币已应声倒下，中国过去一年内美元流出高达5000亿美元。中国经济如何克服美元回流再加上国民经济效率下滑以及自身制度转型所带来的系统风险的侵袭，冲出内外部经济冲击的包围圈，不仅事关中国经济能否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实现大国崛起，还关乎中国经济能否保住3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财富成果，避免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被人剪了羊毛。
曾记否？许多国家如拉美、“东亚四小虎”等都实现过高速增长，却难以做到持续增长，更难于做到稳定增长，结果往往在一场内外部因素蓄积的危机当中，多年增长的财富烟消湮没，国家也沦落中等收入陷阱当中。
中国会是下一个吗？中国经济能避免美元回流带来的严重外部冲击吗？中国政府能化解“老病态”，打造新的增长动能吗？中国能在2016年成功启动“十三五规划”、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进而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吗？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都将取决于政府“看得见的手”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开局的第一年，对2016年经济工作的全面部署。
鉴于中国事实上已进入“习近平时代”，无论反腐、政治、军事、外交甚至经济工作都开始转向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习总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三五”有什么主导信息？其信息是十分丰富的，而在“十三五”主要目标中，排在首位的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习总在作说明时曾特别重点提到了此项内容，他说，建议稿提出今后5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主要考虑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这在当前，可谓挑战多多！仅按当前的市场趋势外推，则2016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长可能为零，全部投资增长会降到9%，而消费增长将降至个位数，外贸增长则依然不看好，如此中国经济要稳定6.5%－7%的增长，必须要靠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外力强推，否则，明年增长速度还将下滑，甚至上半年还会有断崖式增长下滑的风险。
在正常经济波动下，应该借助于经济波动甚至危机来出清市场、推进结构调整，但在中国当前经济面临重围，有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战略性时刻，政府却必须全力稳定增长、避免危机，这才符合国家的战略利益以及经济发展的长治久安。因此，我特别注意到本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破天荒地、总纲性地提出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如何保证做到这一点？在当前市场之手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发力，为此宏观调控和各项经济工作转向以稳增长就应该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和经济工作目标之首，并杜绝一切争论和犹豫（过去两年政府部门和学界在宏观经济的判断与对策上一直存在分歧），如此2016年的稳增长的胜算才会大很多，中国突出重围，“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才有立足点。
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一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效供给；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当前实体经济平均产能过剩大约40%，其中房地产库存严重，而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全部负债接近国民经济总量的300%，“五大任务”的提出可谓有的放矢，目的就是要移除我前面见到的中国经济的“三座大山”。
另外，众所周知，中国企业有三大高成本：一是政务成本，中国的宏观税负成本全球领先；二是金融成本，中国企业的借贷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高；三是要素成本，中国的土地成本早已赶英超美，劳动力成本也日益高涨。中国企业过去是靠三个低成本因素抗衡三个高成本因素的：一是低工资本、二是低人权成本、三是低生态成本。现在三个低成本因素不断升高，而高成本因素却居高不下，企业就会陷入绝境。何以降低成本？一要结构性减税；二要通过政府创新改善政府服务和效率；三要通过金融创新特别是直接融资降低企业的金融成本。
化解房地产库存，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目前仍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因此住房也罢产能过剩也罢只是相对过剩。化解产能相对过剩和房地产库存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新型城镇化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让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继续增长，从而自然消化掉过剩产能。据调查，中国有3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其在工作地买房的不足1%，在原住地县城买房的不足15%，也就是绝大多数都没有买房。如何更好地释放城镇化动能，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住房改革的主要出发点？中国收入分配如何从“先富”转向“共富”，中国经济增长如何从“先富拉动”模式转向“共富拉动”模式，是消除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去库存的关键。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我注意到：第一，中国2015年财政赤字的比例虽从2014年的2.1%上调到2.3%，但仍低于3%的国际警戒水平。因此，中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有空间的。第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严重，地方债务平台的风险也没有传闻的那么严重，而地方政府的债务90%以上都用在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鉴于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中事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玩家(player)”，我建议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也不要高估地方债务的风险，而要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给地方松绑、去杠杆，在本轮反危机、保增长的进程中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第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最重要的是保持经济稳定、适度增长，避免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所指出的“债务－通货紧缩”型恶性循环：债还得越多，债务反而越沉重、经济危机反而越严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认，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个人认为，除了化解“老病态”之外，当然就是要通过改革释放活力、激发动力，因此政府创新、企业创新是未来的关键。中国经济必须转向“创造、创新、创业”的三创经济。从背景上看，中国经济虽然已经不再有人口红利甚至进入到了人口老龄化时代，但中国每年有700万大学毕业生，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将全部变成高学历的人员。美国在70年代新增劳动力全部变成大学生后，出现了创新的浪潮，互联网所代表的信息产业的革命应运而生。中国也要从人口数量的红利转向通过创新挖掘人口质量的红利！这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未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十三五”规划为此在产业创新、提升上做了重大部署，关键是从2016年之后进入布局、落地。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但没有完全的相似。以往美元回流往往带来新兴市场的崩溃。但美国经济总量如今已经降到只占世界的大约五分之一，与往日不可同日而已，实体经济更是一落千丈、振兴乏力。同时，西方国家和伊斯兰恐怖势力的斗争，这使得中国反而面临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可能迎来新的十年发展的国际机遇期。如果中国在2016年周密部署、全力突围，以稳增长为先，同时注意调结构、促改革、大力化解往日矛盾，用改革、创新来释放活力、激发增长动力，我相信中国会有极大的概率，打破美元回流等冲击所带来的经济包围圈，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并迈向高收入大国行列，人民币也会从看贬重新走强！
冬已寒、雾有霾，但太阳仍将升起，中国的全面大国崛起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