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26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为主题，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聚焦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管理和增长新动能，展开深入热烈讨论。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智库代表约300人出席了会议。现将部分与会代表的观点、见解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新常态下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路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路径。特别是要树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要衔接好供给侧和需求侧，要守住底线思维，准确地识别、预判、化解风险，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使经济的发展趋稳和蓄势。为此，我提几个问题和大家共同思考和讨论。

如何调整经济考核的指挥棒？新常态需要有新的宏观调控的框架和新的指标体系，突破经济增长增速目标的硬约束，改变经济刺激路径的依赖，必须摆脱换挡的焦虑。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上来。所以未来可以考虑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到关键性的参考指标，建立GDP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并重的双目标体系。跨越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的陷阱，充分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破解经济、资源、发展三角的困局。

建立一个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平衡的调控模式。“十三五”应该把握好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多重平衡。实践表明，总量调控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要扭转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板的失衡，必须在总量需求与总量供给平衡的基础上加大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间的平衡。要着眼长远，将年度的宏观调控目标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中，促进短期的宏观调控与长期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统筹约束目标的年度分解工作，在做好总量调控的基础上，要加强结构调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预期调控，推进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和环境。宏观经济管理大多偏重于产出端，而忽略了投入端。我认为强调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比，提高要素的投入综合效率尤为重要。一方面，要选准补短板的突破口，实施企业设备的升级改造，加大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进程。增加优质价廉产品的供给，满足高质量、差别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新一轮的市场化要素改革，将促使有效降低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物流的中间环节，应当通过基础设施连通与共享经济的发展，加速各类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的自由流动，善于运用全球的低成本、高质量的要素。要健全要素收入的合理分配机制，控制生产、流通、交易成本的过快上升。

要全面加强对创新和软新基础设施的投入。“十三五”最重要的是要把创新真正置于发展全局的一个核心位置，实施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新常态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高效的、有助于潜在增长的投资，从人均资本存量看，中国目前只有美国的1/5，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需要转变的是原来主要是集中于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硬投入，应该拨出较大比例投向于创新研发、人力资本，重大的基础创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产品这些方面的软投入。全面蓄势启动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主动获取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收益。当前中国已经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多边规则的重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等等这些重大的战略举措，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更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的体系之中。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现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内的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将会对全球和地区产生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未来的中国需要在规则制定和政策沟通以及全球治理这些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收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不仅要支持国际的发展，也要通过这种发展使我们有合理的收益。

去产能不会出现大规模下岗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因此，要抓住关键点，打歼灭战。明年主要是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

一是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有些产品价格再怎么下降，消费总量也已经不会再扩大了，钢铁和煤炭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去年煤炭的消费总量和今年粗钢消费量总量都会净减少，原因是产能过大。僵尸企业没有及时实现市场出清，在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扩大投资解决不了问题，长期下去会把行业当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所以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坚定地处置僵尸企业，实现去产能。使产能和总的需求量大体均衡，止住价格下跌的趋势，让优质企业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这是总的方针和原则。

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是五中全会就确定的50项重大新举措之一，所以明年就开始做。我国总的来看还是中等收入，但很多方面的成本偏高，呈现一种未富先高现象。所以必须要从全球视野，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我国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目前还不足以弥补快速上升的成本所减弱的竞争趋势，因此要尽量保持和延长竞争优势，必须下决心降成本，否则长期下去很多企业会被高成本压垮。一方面要去产能，另一方面要降成本。微观主体有活力了，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动力。

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目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库存，包括建好的和在建的，相对于现有户籍人口肯定是多了，但如果加上2.5亿多非户籍人口，可能就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鼓励甚至限制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购房和租房，所以中央确定明年要在两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是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这次住房制度改革要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新市民即2.5亿非户籍人口。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对有能力直接买房的仍然支持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城镇居民购买产权房，对一时买不起的，支持他们先租房，特别是对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对难以承受市场化房租，而且符合条件的，政府可以给予租金补助，公报中指出，“把公租房扩大到所有的非户籍人口”。所以，要大力支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现有的库存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

四是扩大有效供给，补短板。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是短板；从产业来看，现代农业是短板；从产品来看，生态产品是短板；从产品的质量来看，高品质的产品是短板；从资本来看，相对于物理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短板。所以，要提高投资的针对性、有效性，针对短板来进行投资，包括打好扶贫攻坚战，加强农业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以及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当中的短板。

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底线，在结构性改革当中，一些风险点会显露出来，但掩盖不是根本之策，所以既要守住底线，也要对信用违约依法处置。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要做好存量置换，完善全口径的政府债务管理。对金融风险要加强全方位的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间接遏制非法集资蔓延的势头，妥善处置风险案件等等。

在共享发展旗帜下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

在共享发展的旗帜下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当务之急，也是重要之策。但是这件事做起来涉及一系列的包括理念、体制、结构、战略等等方面的重大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当前有如下四件事是必须首先解决的：

第一，转换理念。有两件事应当首先转换，其一是公款，我们经常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称之为公款，但是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条件下必须把公款理解为税款，税款和公款不是一个概念。其二是人民，人民放在公共服务的理念条件下就是纳税人，我觉得纳税人就等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就等于为纳税人服务。校正了这两个理念之后其他的事情就比较好做。如果认定公款就是税款，人民就是纳税人，纳税人缴纳税款干什么，为什么缴纳税款，其实就是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为什么能够从人民那里征收到税款，也无非就是要用之于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改革体制。我们的现行体制是和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共享发展这样的目标要求本身不相匹配的，从建国开始实行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条件下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体制上。一是以所有制划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主要是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一般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非公有制企业逐步进入到这个覆盖范围，但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上又是低人一等的。一方面是非全覆盖，另一方面又是非均等化。二是以城乡划界，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基本上主要覆盖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基本上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让公共财政阳光逐步普照到广大农村，但是对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标准又是低于城市的。

第三，结构调整。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让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重点在于调结构。政府的支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基本的政府职能支出，二是经济建设性支出，三是社会福利性支出。我们的财政支出分布在三部分支出的比例大体是20∶40∶40，20%的财政支出用于政府基本职能的履行，40%的支出用于经济建设，40%用于社会福利，这是我们的结构。和很多具有现代意义治理国家的支出不大一样。比如美国的支出结构是30∶10∶60，把30%的钱花在政府职能的履行上，把10%的钱用在经济建设上，60%的钱用在社会福利性支出上；欧洲国家是20∶10∶70，用在政府职能上的支出是20%，用在经济建设上的支出是10%，用在社会福利性上的支出是70%。在政府的支出总量不可能出现根本性增长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调整政府支出内部的结构去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的路径就是削减经济性建设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

第四，拓展视野。我们以往把提供公共服务资金来源局限于财政预算，叫做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大家理解就是让财政拿钱搞公共服务供给。但是从今年开始，中国新预算法开始实施，新预算法的“预算”二字和老预算法的“预算”二字有重大区别。老预算法指的就是财政预算，新预算法指的是包括财政预算还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资金在内的所有政府性收支。目前财政预算和其他非财政预算之间的比例是60∶40，要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的调配。还要把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统纳入到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来源范围之内，而且要让统一的理念、统一的标准加以统筹管理。至于内部的分工只是在提供公共服务项目、渠道等方面的差别，但是根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都是我们可以用之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

退出一批、优化一批、升级一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改革有明确定义。我的理解是要推动要素市场的流动、重组、优化组合，要校正扭曲，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从产业升级来讲，我以为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退出一批、优化一批、升级一批。

第一，退出一批。一是去产能。产能问题其实既有结构问题，也有体制问题。现在产能问题比较突出的，像重化工业。我最近访问了一个煤炭企业，这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大概是400块钱，销售200块钱，销售一吨煤将近亏本200块钱。我问他能不能不生产，他说必须要生产，因为一万多职工在那儿，不生产不行，而且煤矿关了以后，将来的成本更高。另外，银行不答应，因为向银行借了很多钱，现在关门的话银行的不良率马上就会暴露。

现在去产能的问题，特别是重化工业中，相当多是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以为国有资本应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支持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国家安全。这些说法是比较清楚的，问题是怎么来实行。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案例我们可以很好地研究：一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它的收益率将近10%，现在对各种金融机构来讲，收益率都不算低。它是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大飞机公司。大飞机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我们把这个公司搞起来以后带动了中国一大批产业的升级。三是深圳TCL搞了一个华新光电企业，是一个生产面板的企业，现在很不错。初创期深圳市投了50%的股份，企业搞起来以后逐步退出，这都是国有资本应该干的事。现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行业，我认为国有资本应该退出，在这些企业资产债务重组过程中退出来，把这笔钱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用来解决这些领域企业关闭重组过程中人的问题。

第二，优化一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指出要降成本，我们的物流成本、融资成本、通信成本高，原因在于一些基础行业还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的问题。要放开准入，鼓励竞争，降低成本。最近一段时间，我到斐济访问，80万人口的小岛国有三个电信公司相互竞争。所以我一直有个建议，在这个行业能不能放进去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仅仅是虚拟运营商，让它进去竞争一下，有点鲶鱼效应。前一段时间我们搞了改革，主要是放小，比如小微企业注册制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大的垄断性行业能不能放进去一个大的投资者、生产者，如果这个事情能做的话，才能够真正凸显我们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

第三，升级一批。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有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是加速折旧。通过加速折旧，日本的设备更新改造速度很快。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准”。加速折旧的问题决策部门是比较重视的，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能不能更大范围地推开。最近讲供给侧的改革，很多人讲减税的问题，我觉得加速折旧相当于减税，但是它比一般的减税更有好处，好处在于鼓励企业购买设备，推动技术档次的提升，也扩大了投资的需求，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推动技术进步，又扩大了投资的需求。可以说是一箭多雕，通过这些办法来推动我们产业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