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西方式民主即以美国式民主为代表的民主模式，被一些亚非拉国家奉为圭臬并付诸实践。这些国家希望通过移植西方式民主走上自己的强国富民之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并没有通过西方式民主走上“良治”的道路，甚至连西方式民主的原产地——美国也陷入了困境。
2009年12月7日，美国《时代》杂志称21世纪的头十年为美国的“地狱十年”。这是以“911”事件为开场、以金融危机结束的十年，也是美国人自二战以来最幻灭的十年。根据盖洛普公司2014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占4％，“较有信心者”占3％，两者相加仅为7%。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是怎么了？昔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奉为学习对象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在21世纪头十年竟然陷入如此的战略困境？美国所奉行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美国式民主真的是最优越的民主模式？这值得我们反思。
一.美国式民主的“五种病”
众所周知，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主要是通过横向的“三权分立”和纵向的在野党制约来实现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体制设计自身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认为，“美国宪政的设计原理，是刻意让由多数民意产生的政府受到多重的权力制衡，让代表少数民意的政治力量有多重机会行使否决权。这样一种制度设计，讲求的是协商手腕与妥协精神。如果社会的主流价值十分趋同，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很小，还可以维持平顺运作；如果社会内部出现严重的价值分歧，主要政党的基本立场南辕北辙，这个体制很容易陷入僵局。”
朱云汉指出的美国民主宪政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集中表现在资本游说合法化、民粹政治泛滥化、政党分赃公开化、否决政治常态化和政治治理司法化这五个方面。
1.资本游说合法化
30多年来，西方式民主的“金钱化”趋势日益凸显，其金钱民主的本质不断显现。1979年5月3日，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入驻伦敦唐宁街十号。她主张实施“大市场、小政府、轻赋税”的政策。一年半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在美国全面推行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并在全球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这轮敌视“政府”、丑化“国家”、神话“私有企业”、崇拜“市场”的浪潮，令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使美国民主显出资本附庸的原形。正如朱云汉所说：“过去30年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自由经济秩序……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不断被削弱，税基不断流失，富豪阶层、多国籍企业、投资银行与信评机构等这些跨国经营集团取得支配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至上权力。”朱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小布什当选总统后，通过一连串开倒车的宪法解释案，为富豪政治大开闸门。2010年，美国赋予“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权，让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广告时段来影响选举结果。2014年，取消有钱人在选举中提供给任何候选人、政党组织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献金金额的上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吉伦斯（Martin Gilens）教授和西北大学佩奇（Benjamin Page）教授对1981年到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779个重要法案进行分析后发现，利益团体和受雇于企业的国会游说者才是塑造法案的关键，民众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加州大学皮尔逊（Paul Pierson）教授和耶鲁大学哈克（Jacob Hacker）教授认为这种政治被资本绑架现象是“美国政治体制严重失灵，这个体制已经失去了为绝大多数民众谋求福祉的最基本功能。”
2.民粹政治泛滥化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张维为认为：“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朱云汉也认为：“由于政党体制的中介功能逐渐萎缩，在大众媒体与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人物凭借民粹诉求与媒体操作就可以骗取选票，这导致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都倾向短期操作，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与可分配资源极大化，他们都选择向未来透支、向子孙借钱，将痛苦的决策隐藏或不断延后，竞相滥开选举支票，其结果是财政结构迅速恶化与外债高筑。”正是因为“民粹政治”泛滥，政客们为了骗取选票，会刻意误导选民，有意隐瞒社会问题，直到问题到一发不可收拾为止，这也是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爆发国债危机的主要原因。
3.政党分赃公开化
政党分赃，就是竞选获胜的政党，将行政职位分配给本党主要骨干的做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经济学家高连奎指出：“由于党派纷争、轮流执政，政府官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既无稳定性也没连续性。由于流动性很大，官员们无从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他还指出：“‘政党分赃制’下面政治录用的标准基本上是单纯政治性的，只看对象是否效忠本党，特别是看他们在竞选中是否做出过‘贡献’。因此，政治录用实际上演化为相当直接的权钱交易，执政党对大选中的支持者、赞助人投桃报李，论功赏爵；这些人随选举共进退，因此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任职期间多捞油水，政治权力就成为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为腐败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加之，党魁势力的膨胀，他们控制各级政党机关，并由此控制了对公职候选人的提名权，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职拉拢亲信骨干、任人唯亲、培植政治核心小集团，操纵地方乃至全国政局。”事实正像高连奎所说，奥巴马提名的驻挪威大使乔治·楚尼斯，此前为旅馆业大亨，曾向奥巴马和其他民主党人提供约130万美元政治献金。而且，楚尼斯承认他从未去过挪威。楚尼斯甚至称现为挪威中右翼政党之一的挪威进步党成员为极端狂热分子。被提名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的科琳·贝尔此前是肥皂剧制片人。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她为奥巴马集资约80万美元。被提名担任驻阿根廷大使的诺厄·布赖森·马梅特从未去过阿根廷，也不能流利地讲西班牙语。但是，在奥巴马进行竞选连任时，马梅特曾捐款50万美元。就连曾经断言美国式民主是人类政治制度的顶峰的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式民主往往招致裙带关系。事实证明，政党分赃传统至今依然存在。政党分赃是美国式民主模式下的必然产物。
4.否决政治泛滥化
所谓否决政治，即是政党的公共决策不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标准，而以政党的党派立场为标准，从而形成“稳定的否定派”。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的高度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州长布朗为了缓解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拥挤不堪的现象，准备在两城市间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但始终无法克服各种阻力，也得不到联邦政府的奥援。尤其是关于如何筹集所需经费的关键问题，州议会讨论多年，莫衷一是。直到奥巴马第一任上台后誓言更新美国的陈旧基础设施，这个胎死腹中的计划才得到生机。2008年加州民主党人士终于推动高铁公投成功，让州政府获得授权可以举债筹集经费，并成立高铁管理局，正式启动兴建计划。但是近年来工程进度因州议会在众多议题上无法与利益集团协调而进展缓慢，全线竣工启用估计要等到2029年。奥巴马在竞选时还承诺：引进全民健康保险。这个承诺可能令人匪夷所思。在传统印象中，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领先的医疗条件，最完备的医疗体制，为什么还要承诺引进全民健康保险？其实，这些只不过是美国医疗体制的障眼法，其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医疗体制是不公平的、昂贵的且低效的。美国的医疗支出占GDP比重的17%，而一般先进工业化国家仅为10%。在奥巴马推动医疗改革之前，有高达4600万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占人口比例的16%。奥巴马虽在竞选时承诺引进全民健康保险，但在美国否决政治的环境里，改革步履艰难。奥巴马的改革方案威胁了利益集团，一方面花大笔经费用于政治献金和国会游说，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广告向社会宣传“美国医疗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自由市场的医疗保险才最有效率”。且这些保守派人士经常斥责加拿大的健康保险制度是政府主办的无效率的、缺乏自由的制度。而实际上，加拿大的健康保险在总支出上比美国足足少了7%的GDP。为了防止健保方案胎死腹中，奥巴马只能向这些既得利益者妥协，让改革效果大打折扣。不仅如此，由于共和党的顽强抵制，奥巴马的经济振兴法案、金融改革法案和绿色能源法案或是虎头蛇尾，或是原地踏步。这就是美国否决政治对政治决策能力的明显副作用，严重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
5.政治治理司法化
西方资本利益集团俘获政治体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司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爱国指出：“在美国，法官与政党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方面，为了保持公正，法官应该远离政治，司法活动应该具有非党派性，另一方面，法官不能够完全脱离社会，法官提名和任命都脱离不了政党的推力，法官还有自己的政党意识形态。……美国联邦法官的产生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任命。通常情况下，总统会提名本政党的党员。里根执政时，所提名的大法官大多数是共和党人；卡特执政时，被提名的大都是民主党人。”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联邦法院多数法官都是由共和党总统任命，因此，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联邦法院一反常态直接介入佛罗里达州计票争议，帮助小布什顺利当选。政治学者福山指出，美国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几乎都要通过法院裁决，通过立法来解决，而这个过程往往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俘获。在一般国家政府行政部门负责的事情，美国法院要“越俎代庖，执行了某些更适合行政机构执行的功能”，结果是社会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各种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由于美国联邦法院被赋予较大的权力，加之其法官由总统提名和任命，法院的审判经常受到法官自身的政治倾向的影响，很难保证客观公正，或是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或是成为“稳定的否定派”。
二.照搬美国式民主“飞来峰”的后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一股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其表现就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从美国照搬民主模式，“拷贝”美国式民主道路。而随着这股浪潮在全球的泛滥，美国语境下的“民主”一词在一些人心目中逐渐地等同于“合法”。因此，是否符合美国式民主也成为了一些人评价各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标准。
20世纪90年代，福山曾经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以美国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近年来，各国的民主实践中出现了两个趋势：第一，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步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质化民主的困境；第二，过去30多年，在“自由化”“市场化”与“私有化”的主导思维鞭策下，国家职能不断被消减，逐渐失去增进人民经济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根本无力回应民众的需求。这两种趋势，也使得福山开始反思他在20多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最终，他不再向过去一样单纯强调民主与市场，转而大声呼吁21世纪的国家竞争力主要在于国家能力建设。他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现代化有三个标准：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制。其中，国家能力应当先于民主责任制被确立，否则，政治领域将会引起广泛的裙带关系，这也是美国政党分赃传统的原因。美国历史上既是在国家能力建设前，优先确立了民主制和法制，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政党分赃制。福山的学术转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利用福山提供的标准，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新兴民主国家没有走上“良治”的道路了。
众所周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确立民主制之前并没有如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的完备的现代国家机构和职能。换言之，这些国家在移植美国式民主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情，照搬照抄，在现代国家机能不健全的条件下，基层公权力机构很容易被宗族势力或地方豪强通过操纵选举而占为己有，以至于陷入美国式民主困境，进退两难。
1.拉美国家：
社会分化 贫富差距悬殊
由于美国对外宣传新自由主义、推销美国式民主，为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中，产生了悬殊的贫富差距，造成明显的社会分化，而他们所实行的美国式民主也成为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大多数中南美洲国家，民主并不能很好的抑制贪污问题。纽约中央公园旁和迈阿密海滩边的豪宅里的住户都说西班牙语，因为这里是众多拉丁美洲权贵子弟的聚集地。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UN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曾公布研究报告显示，拉丁美洲的贫富差距正日益加大，20%最富裕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贫穷者平均收入的近20倍。哥伦比亚、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阿根廷以及危地马拉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在增加，其中危地马拉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2.菲律宾：
选举舞弊 家族政治泛滥
菲律宾一直以来被西方国家视为民主国家，菲律宾宪法甚至被称为美国宪法的“海外版”，而菲律宾的所谓民主其实更像一场闹剧。菲律宾以往的选举投票的开票过程基本是暗箱操作，总统选举的开票过程长达一个月，偏远地区投票舞弊等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每次大选都是疑点重重。菲律宾有160个左右的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以占有土地、自然资源或拥有工商业为基础，相互联姻，形成一个个权势集团。在地方，家族可以影响、控制商业、民事等经济社会事务。在南方的棉兰老岛，因伊斯兰分离武装的存在，菲律宾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当地的大家族对抗分离势力，同时将地方事务委托于家族，家族在一些地方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在国家层面，各大家族纵横捭阖，建立党派、控制选举、培养代理、操弄政治。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看，菲律宾政治堪称“家族政治”。
3.印度：
资源内耗 民生状况堪忧
西方媒体喜欢称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大量的资源被用在无休止的争论和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上，繁琐的手续和各级各类部门之间的推诿以及腐败都使得体制的效能大打折扣，一些印度学者甚至把印度经济无法持续快速发展归咎于他们所实行的美国式民主。因此，这种无休止的资源内耗导致了民生问题堪忧，而所谓的民主也早就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般的幻影。孟买是印度的金融中心。2008年，孟买1400多万的人口中，有60%的人住在贫民窟。一个名叫达拉维的贫民窟，里面住着100万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3.3平方米，1400多人共用一间厕所，传染病频发，卫生状况堪忧。贫民窟中黑社会横行，包养警察，勾结政客，让贫民窟成为政客的稳定票仓。
4.伊拉克：
三足鼎立 恐怖主义抬头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建立起了美国式民主制度，三大势力——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互相制衡，共同掌管权力。由于历史原因，这三大势力本身存在矛盾，而美国式民主的制约机制无疑激化了三者的矛盾。正是三大派系的明争暗斗、貌合神离，才给了IS钻空子，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空间。更有观察者认为，伊拉克的“三足鼎立”局势可能最终导致伊拉克的分裂。而一旦伊拉克分裂，则给恐怖主义更大的生存空间，西亚北非地区的安全问题将尤为严峻，地缘政治格局恐会发生深刻变化。
由此可见，美国推销的民主模式没能让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新兴民主国家走上“良治”的道路，反而让这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危机中，美国式民主与合法性之间关系出现了松动，许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本国“沃土”的政治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耦合一体、不断完善，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PA）
